對於巴金我並非十分了解，所喜愛莫過於他那膾炙人口的《激流三步曲》，他的著作浩如煙海，影響着一代人乃至一個一個世紀的人。
要說真正了解他也是到了前一段時間的三人行活動，所以對於這樣一位人民作家我至多只可說走近他，而無法走進他。近也只是停留在對這樣一位經歷滄海桑田的百歲老人的初步了解，和對於他部分作品的共鳴。
我沒有經歷過文革時代的洗禮，但是我的長輩們茶餘飯後最健談而從不厭倦的話題莫過於文革的種種，文革讓一些人失去了原本的自我，巴金就是其中的一個，雖然在那時侯他也有過彷徨和躊躇，但是在《隨想錄》里都自我校正過了。這種個人的“懺悔”不是帶來了一個時代的心靈反省嗎？跟着，他用博物館的方式終結“文革”，就象把魔鬼裝進瓶子，塞上塞子；把嚴冬關在昨日，鎖緊了鎖——這都是在呼喚春天和安寧永駐人間。
在巴金百歲華誕的今天，人們對於這位老人有太多的眷戀。武康路上的公寓大概已是繁花錦簇，華東醫院的休養室里也許也洋溢這人們的祝福。巴金，一位跨越百年的作家。他給予我們的不僅是他作品的浩然之氣，更為重要的是他那種精神——不向惡勢力低頭。
1982年的秋天，巴金從在法國舉辦的國際筆會歸來，於北京短暫停留。叢維熙到他和女兒小林下榻的飯店去看望他。記得，巴老因長途飛行，那天的精神顯得十分疲憊，但他還是靠在沙發上表達了如下的心語：“我們這一代人都老了，讀過你們這一代傾吐真情的文字，我常常為之感慨。你平反回來以後邁出的步子不錯，一定要堅持下去。”那時叢維熙正值在描寫勞改生活的悲情中篇小說《遠去的白帆》，但是由於種種被封殺。那天，巴老不顧長途飛行的疲勞，連夜審讀了小說，並表示了高度的讚歎：“小說展示了歷史的嚴酷，在嚴格的主題中，展示了生活最底層的人性之美，不管別的刊物什麼態度，我們需要這樣的作品，回去我們發表它。”因而，這部遭到封殺的中篇小說，不久就在《收穫》上面世了——事實證明了巴老預言的準確，在1984年全國第二屆小說評獎中，一度成為死胎的《遠去的白帆》，以接近全票的票數，獲得了該屆優秀中篇小說文學獎。
一個人活在人世間，在歷史新時期之初，巴老從道義上為寫真實的作品鳴鑼開道，力挽狂瀾，抒寫出歷史新時期的人文華章；到了黃昏晚年，又以鐵肩擔道義的無畏精神，居安思危寫出一篇篇醒世箴言，其心何若美哉！其志又何其壯哉！其文字的經緯之中，蘊藏着的是一顆民族的忠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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