翁貝托·埃科的在火柴盒背面記錄靈感的經歷使我想起了我早年曾經習慣使用的一種寫作方式：旅行的路上，火車票的背面通常被我寫滿了密密麻麻的文字，有關車上的人事百態，抑或是某部到了目的地打算開始下筆的中篇小說的情節的加構，已致於到了終點時常常出不了站：這種可疑的行為顯然被查票的車站工作人員當成是動機不純的毀滅票據，並且甚至不止一次，我被要求補票（雖然，每一次我都全力地“狡辯”並最終避免了這個可怕的、將我的旅行成本幾乎翻倍的懲罰）。於是，這個習慣在我的中學時代——準確地說是八年級或者九年級上學期——就被迫停止了，我的火車票也自然就失去了保存的價值，就連以前使用過的一疊也在搬家的時候全數扔掉了。坦誠地說，我並不是生而愚鈍的人，但打那之後我的所謂“鈍感力”（沒記錯的話我接觸這個概念是在渡邊的一本書里）就飛速地發展着，並且出行的路上我養成了一種非常不好的習慣，也就是數沿線的村莊內有多少頭豬：雖然這的數據即便在上千公里的跨省旅行中也上不了二十——在交通要道旁邊養豬的農戶不僅要高估自己的勇氣，更需要高估這些豬的生命力——我的目光仍然異常專註，並且將一隻手指長期地懸空以在發現驚喜之時作出及時的反應。因此，以我這種不凡的鈍感力作為出發點，也就可以解釋，把我吸引到這本書裡面去的無非是一個封底上的小故事（那個關於老頭的鬍子的故事）：有個老頭有把長鬍子，有一天，一位夫人問起他睡覺時鬍子是被放在被子裡面還是外面。這個可憐人從此沒有睡過一個安穩覺，只得把這把漂亮的鬍子統統剪去——翁貝托的結局寫道。
我的火車票，在某種意義上，也就是一把鬍子而已。
一、 可疑的自我應激智能
——時評：科技、新事物和消極預測
專欄寫作猶如打仗，如埃科先生自己所說的，戰爭很難說是正義或是非正義的——即便是不得已的，也不能完全等同與“正確”，在一家媒體上長期佔有一塊豆腐乾也是如此。專欄作家，在完全的意義上可以被我們定性為“上弦的人”（你沒有聽錯，他們時刻被綳得緊緊的），定時說話不是他們的武器，而是職責；但所要擊破的方向，卻全然沒有被規定——尤其是在自由言論的時代（國度？）里，被一個公共知識分子攻擊與被他的觀點恭維甚至可以在一覺的工夫之內完成。也許前半夜他特意沒有喝酒在桌前筆耕不輟地寫着討伐某個政黨領袖的檄文，而後半夜，當他耐不住寂寞，點起一支雪茄的時候，那個政黨領袖放寬的禁煙令又使他感到“維多利亞女王般的快樂”了。公共知識分子，從這個意義上講，其實是無所秉持的——他們的原則太多，但卻都並不堅定；他們發出聲音，但對於這個聲音是否正當，有多大的現實意義，是不必管太多的——我們聽過在“人權”問題上表現激烈評論家的話並覺得他們無限荒謬，但事實上，這種個人無意識卻不僅僅表現在我們“以為”他們陷入了無意識的情況之下，而更多地出現在他們被廣泛認可的領域中：無意識成為一種所謂睿智的膜拜，橫加上那些好笑的形容詞，“慧黠機巧”、“妙趣橫生”、“天馬行空”（當然最後一個我也是認可的）等等之類——如果說這也可以用於我旅行過程中的“數豬”，那麼我顯然應該感到無比欣慰了。試想，如果我不是今天的一所不知名中學（我在去美國的簡歷上頗費口舌地對它形容了一番，遺憾的是仍然找不出什麼喚醒他們對那位逝去共和國總理的印象的方法）的無名小卒，而是Susan Sontag乃至是波伏娃這樣的以智慧聞名的女性，那麼我的“數豬”也一定會成為一個被“意識化”了的、具有強烈的諷刺意味的舉動，我仍是聰明的，而這個動作則刻畫出了我對這個世界空洞的“深深的憂慮”。
人們對聲源，而不是對聲音本身的追隨是可悲的。毫無疑問，喜歡讀專欄的讀者是可能具有欣賞力的，但如果說一個人告訴你他欣賞某個專欄作家的某一種品質——假使不是指他下筆的“風馳電掣”——那麼你也可以輕鬆地下結論，這個讀者顯然有半文盲的嫌疑，或者說他看專欄的經歷還不過三天：以一個富有經驗的讀者的角度，看時評不是為了“同意”，而是為了知道哪些事情在發生，並且知道人們無意識的子彈又將瞄準哪裡。知識分子的影響力並不在於他激發意識，而在於他所掀起的無意識風暴的範圍能有多大，而Umberto Eco先生的自知也讓我感受到，知識分子本身對這種現象也並非渾然沒有感覺。敏銳是天成的——而它在表現上的無限定卻也不可避免地成為了一種罪惡。這個問題的，在《火柴盒》中有關與科技和新事物的評論文章中得到了尤其明顯的體現：應激勝過個人態度，思想是在潮汛期被海水所淹沒的礁石，而大聲作響的只不過是比重只有前者一半的海潮而已。我們看到了《我才五十歲，請勿用尊稱》中的被極端化的斯巴達式圖景（這是一種讓人極其不快的反諷手法）；看到了E-mail在老一輩評論家眼中的潛在危機——雖然——似乎十多年過去了這種危機仍然沒有真實地爆發；總的來說，我們看到了一種內心抵抗。但是這種抵抗卻又是可疑的，它雖然仍時不時地噴涌着智慧，卻總沒有站得住腳跟的原由。它們角度各異，可是秉持的卻只有靈感和本能至上的一種原則。這和一個王室成員（譬如說年輕的公主）在“告知”祖母自己即將下嫁某個朋克樂隊的貝司手時老王妃的眉頭的一皺是同樣的道理——雖然最後她仍會默許這段婚姻，但這種反應是不需要多餘的意識驅動的。
每天一篇專稿的作家，即便生理年齡再輕，仍然是依靠大腦儲備的判例，而不是真正意義上的正義而行文的。類似我們可以聯繫英美法系中的判決，隨意性事實上在很大的比例上影響着事件的導向。
二、那些所謂無關緊要之筆
——雜論：智商的刀尖舞
有人要問：為什麼一樣擁有諷刺的妙筆，你卻連一塊豆腐乾都不能擁有？——我自己也常常思考這個問題，我的第一篇文章在6歲時發表於校刊，此後除了雜誌社的散文約稿和一家所謂國家部委（林業部）管轄下的報社刊過文章之外，我所寫的東西一貫被人忽略，甚至連願意退稿的報社都少有。我很有興趣知道，如果我把我九年級時背下來的《紅樓夢》講義投到本地的報社，會不會登；或者說，別人欣賞的究竟是我超凡的記憶力和整理能力——那是我對當年劉心武在《百家講壇》全部講稿的濃縮——還是對專家普及智慧都已經到了十五歲數豬小兒的身上的那種“博愛”？不用說，以他們的慧眼，那才是我的智慧，而且不幾日我便會成為小地方人人稱道的天才少年，無師自通地詮釋了一部偉大的作品：如果劉先生不介意，至少是無心與我官司，很快我就可以擁有豆腐乾，甚至是一版！但是，我的鈍感力顯然還沒有擴散，不至於道德鈍感，我也明白我與所謂公共知識分子之間的差距以這種不無猥瑣的方式去掩蓋是沒有實際作用的：我的筆，幽默有餘，卻深不下去，究其原因，是硬性知識鑄就知識分子本身，而知識分子隔膜於愚昧大眾——因此，媒體雜論（對象是大眾）也就好比刀尖上的舞，既要顯示區別，又要有所牽連，這樣的舞蹈即便不需要冷靜意識，也必須氤氳高超的技巧。《油煎豬蹄的醬汁》這個章節就顯得非常痛快了，因為如果效率和敏感是醬，躺在平底鍋里的那個傢伙大概也就是知識（或者說儲備）的化身。為什麼中國學界喜歡說“關注”韓寒，“尊重”魯迅也就是這個道理：說“關注”深層我們都沒有那個透視眼，現象是可以用來關注的，但對於“知識分子”（個人以為這個“分子”與德謨克利特的“原子”相類比，指的是基礎性的事物）這類人群，聖-埃克蘇佩里的話說得則更好——本質不為雙眼所見的（原文是法語，一時不能完全記起來了）：因為有高度差，所以只能帶着一種惶恐去剖析；並且一言蔽之以“尊重”，也算是給自己一個台階。
雜論比時評更給人以聰明的感覺，其原因就是因為更加寬鬆的寫作周期，好比主觀意識下的抬腿比膝跳反應更高級——Signor Eco在他的某一篇雜文（也可以在《火柴盒》中找到，題名叫《知識分子的首要義務：在無能為力時閉嘴》）中提到，他這類人的應激只能只有在少數時間內用得到——當然我全然不把這話當作另有圖謀的諷喻——在我看來，閉嘴倒也並不是唯一的方法，着眼於更長周期內的社會變遷，而不僅僅是單一事件，也許也正是知識分子樹立穩固的社會影響力、並且為自己長遠價值的定位所做的最理智的打算。在這樣一個情況下，有公共特性的——這裡要將他們區別與小書閣內不為人知的——知識分子所要做的就並不是沉默，而是有秩序、有理智地將他們所可以延承的智慧娓娓道來了。因此，對於這個類型的專欄，哪怕它們佔據整一個版面，我們都是沒有理由駁斥其合理性的。儘管理智也未必就對應理論上的完美，它對社會的前進卻始終是一種裨益。拋棄了辛辣、亢奮和對某種中立事物的敵對，知識分子通過奇妙的化學反應將枯燥不堪的天書式的“精華”轉化為普世價值（當然，這與美國的兩面大旗又不一樣，而是真正從心底里可以為大眾所接受的價值）並造福於人類，這則有了聖徒的味道了。然而，也並不是每個神聖的踐行者都可以被稱作聖徒：他們首先應該熟悉於基本的教義，一切遊戲的規則，以及洞明一般的文字把式與所謂經典的理論之間的區別所在。從這個意義上講，把鬍子放在被子裡邊還是外邊，很大程度上取決於鬍子的長度和鬈曲的弧度，而不是我們所能控制的睡姿。我們在聽到小美人魚的故事時常常忍不住感嘆——天哪，在刀尖上旋舞是件多麼困難的事情啊……可笑的是，這完全是我們的臆測罷了。
別忘了，我們中絕大多數中的大多數，在刀尖上是根本立不起來的。
三、必然的延續性與必須的開放性
——觀點：不只讀給自己聽的笑話
我非常討厭引用式的書評或者是論文，甚至每看到一篇就有撕掉一篇的衝動——除非它的背面是別科的寒假作業。引證除了證明學校圖書館里的這本書上有很大可能性留着你打完球之後黑色的爪印之外，不能說明你比任何一個讀者翻得頁數更多。當然，翁貝托的這類讀者完全有他們反攻我的武器——《尤利西斯》、《哈姆雷特》，是的，從表面上看，一部作品就足以吞噬我一寸的勇氣，直到最後，把我的筆以及紙張撕得粉碎——但是請注意了，在這個殿堂里，只可能有撕裂的藝術，卻不會給支離的觀點留下生存的空隙。請不要以意識流作為借口，不過如果你的鬍子剪斷了還能有致地懸浮在半空，那麼，你大可以拿後者來勸服我：如果說，有什麼東西能讓我真正對這個作者產生一點敬意——對於他的文學觀念我完全沒有什麼成型的想法，尤其是看到《美妙的青春韶華》一文中竟然不可饒恕地漏掉了我只活了51年的生命的偶像之後——停留在我腦海里並還在發出巨響的，只有那句話：“我一輩子都在追隨一個想法，問題是我從來都不知道是哪一個！”當然，這句話所反映出來的某種虛無性是不值得被討論的，也因而我所關注到的只是它所體現出來的這個尖銳而實際上已早就不新的事實：那就是，我們寫作時所秉承的連貫性是永無止境的，而這個載體，毫不意外地，只屬於我們自己這個個體。如果有一個幽默能讓兩個人笑，那麼它就一定可以被歸納為一種可分享的財富；然而深黑色的幽默，卻只是我們看而不懂，所以記載的方式沿續、但卻永不能複製的睿智念頭——馬丁·加德納（一個數學科普作家）有一本書叫做《Aha！靈機一動！》，智慧最好是500個字之內的，好像麥當勞裡面賣的PIE，30分鐘過期之後，連自己都不可能完全地破解了。
夫子說，吾道一以貫之；後人大概是耐不住寂寞才做了個總結性陳詞：忠恕而已矣。以現今的意義來看，《論語》就是30分鐘之後才拿出來賣的蘋果派，這樣模稜兩可的概括，倒不是弟子們愚鈍，而是因為即刻性的背景一旦撤去，人們的思維就會天馬行空。有思想的人不願意被誤解一百年，就不要（除非不可避免地）留下類似《權力意志》這樣的未成之書——對於諱莫如深的智慧，不被誤讀是十分困難的。人們在形而上學里構築出來的以你的圖紙為依據的建築，也許和哲人的本意完全不同。觀點必須在一定程度上開放——至少是被一部分有詮釋能力的人所理解，才會有經久的價值，而這也恰恰在Eco的延續之中得到了體現。幽默——這裡既包括狹義的讓我們笑的“幽默，又包括廣義上的通性智慧——被精簡地呈現出來，無論它背後的小人是拉長了臉還是怒髮衝冠，都呈現着優美的弧度。Umberto是情節化的大師，必然性和必須性的體現幾乎合而為一——《火柴盒》也是完美地鑲接在一起的，每一篇短小的文章都如同三十分鐘之內依然保持着溫度、脆度和香味的點心，這恐怕也就是為什麼這些文章可以被結集，而非要讓我們尋遍每一份《快報》找感覺了。觀點，毫無疑問，不是Victoria時代我們頭蒙在被子里時看到非法小冊子時的咯咯的笑聲，而應該是可以坦蕩地掛在被單外面的那一長縷的灰色：剪刀對於它來說儘管也是深重的威脅，卻永遠不可能被撕扯或者說是毀滅。它理應有這個資格得到更多的陽光——也如我們所知道的那樣，黑夜或許阻止了森林的生長，卻助長了黴菌的滋生——為了小冊子所引發的邪惡笑聲少那麼一些，為了見得了明媚的智慧更健康那麼一點，也許豆腐乾作為投資還太小，回報率還可以更高。
只可惜，眼下，鬍子還沒長出來的小子已經忙着要找東家，老人們卻都把鬍子，往被子里塞去了。
回到最初我提到的那種寫作的方式——我不得不承認我是懦弱的，因為沒有耐心對付車站的這幾個吹鬍子瞪眼的大叔抑或是他們手中的剪刀，便從此回到了電腦前發發牢騷的原始狀態，在這樣一個延續性不足、顯然也開放性過剩的環境中繼續我的“寫”，可嘆的是，就此筆下的江河越流越窄，以至不能為流了。不過，這反到是在一定程度上鍛煉了觀察力——“數豬”的把式越練越精湛，可以遙觀千米之外了，眼鏡也就沒有常換，所謂不幹文藝這行的人，再文質彬彬也是裝的。我想，我大抵也是練成了一種對事物的“被敏銳”，說不定也奠定了某年某月一躍而起的可能性。儘管迄今的一事無成已經讓父母苦惱不已，我卻早有了新的志向——不過，沒用的我還是要打火車票的主意（密涅瓦火柴盒在大陸還真不怎麼好找）：如今，我已經開始收集親友的舊火車票了，等待我的鬍鬚再次長長，假若有一天它們到了在被窩裡頭擱不住的長度，那麼，朋友，不要提醒我其他還該做些什麼，那厚厚的一疊火車票會召喚着我到它們那裡。車站外面是我的家，陽台上，可以清晰地看到火車在動，給了我一個天然的非慣性系：那麼，賜予我一個慣性力大小的廢話簍子，讓我裝些現時的感受吧！我想，那時我落筆的第一句話一定會是：我已出站，感覺良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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把鬍子塞到火車票裡邊去 標籤：車票作文 鬍子作文 爸爸的鬍子作文 刮鬍子作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