記得有一位朋友酒醉后憤慨地說：誰把日本給“滅”了，誰就馬上會成為中華民族的英雄。
為什麼會這樣？也許是因為，對於大多數中國人來說，日本人太可恨了！我和日本人沒有太多的接觸。然而，就是在有限的幾次交往中，日本人給我留下的印象確實很壞，而且是難以原諒。
一九九五年十月，我乘飛機前往紐約採訪聯合國成立五十周年的紀念活動，途經日本東京成田機場轉機。成田機場龐大無比，一個個候機的衛星廳很容易讓人眼花繚亂，誤入歧途。到了前往紐約的候機廳里，我來到一個環形的問訊處櫃檯前。櫃檯裡面站了一個頭髮染成了金黃色的日本女服務員。我將飛機票遞過去，用英文問她，飛往紐約的航班幾點起飛，在哪個等機口上飛機。那位服務員接過機票，看了看嘴裡自言自語道：“beijing。”然後，她把機票放在櫃檯上，一轉身走了。我想，她大概是自己不熟悉，去問別人了。於是，我耐心的等待着。大約過了五分鐘后，那位服務員回來了。她似乎已經忘了剛才我問她的事情，而是接過我身後一位西方人的機票，開始為那位旅客改簽機票。我有點莫名其妙。我問她：對不起，小姐，我剛才問你們的飛機幾點起飛，你還沒有回答我呢？
沒有聲音。那位服務員低頭在寫着什麼，似乎根本就沒有聽見我的話。我又問她：“小姐，我在問你話呢？”
還是沒有聲音。那位服務員改好了機票，雙手將機票恭恭敬敬的遞給那個西方人，用英文對他說，機票已經改好，祝他旅途愉快。她的臉上堆着卑謙的笑容。這時，我忍無可忍，我大聲對她說：“小姐，現在你是否可以回答我的問訊了呢？”沒想到，她眼皮都不抬，一轉身又走開了。我勃然大怒。我找到了在場的值班經理，對這位服務員的行為進行了投訴。事後，一位曾在日本常駐的朋友告訴我，這種事情在日本常有。“日本人對中國人極不友好。聽到你是中國來的，他們有時就會裝糊塗，”那位朋友對我說。
我想到了那位服務員在拿到我的機票是嘴裡嘟囔“北京”的樣子。一位機場問訊的日本小姑娘能和中國，能和北京有什麼深仇大恨？我實在無法理解。
一個月後，也就是一九九五年十一月，我又一次前往日本。這次我是去日本的大坂報道在那裡舉行的亞太經合組織領導人非正式會談。有一天，我們想採訪一些日本的老百姓，請他們談談對於本次會議的看法。於是，我和攝像記者扛着攝像機來到了大坂市的接頭。
我們走了好幾個街區，碰上的都是軟釘子。給我的感覺是，日本人都不願接受採訪，而且沒有幾個人會說英文。在一家飯店門口，我們叫了一輛出租車。上了車，我讓攝像把攝像機打開。然後我那出話筒，想對司機進行一番採訪。那位司機穿着筆挺的西服，手上還戴一雙雪白的手套，頭髮梳得光亮。然而，無論我們怎麼問那位司機，他總是在那裡搖頭，一句話不說。無奈，我們只好做罷。臨下車的時候，那位司機接過我付給他的車錢，臉上一付不滿的樣子，嘴裡嘟囔了兩句日語。我想想，車錢一分不少啊？！我想他大概是嫌我們坐的太近了。
當天晚上有一位在大坂的國內朋友來看我。見到這位懂日語的朋友，我突然想到了白天那位司機說的那兩句日語。就在他說話的時候，我們的攝像機沒有關閉，所以，那兩句話被攝像機錄了下來。於是，我趕緊把攝像機抱到我這位朋友的跟前，想讓他聽聽那位司機到底因為什麼而不滿。我的朋友耳朵貼在攝像機的小喇叭上聽了半天，抬起頭來。他瞪着眼睛，脫口大罵：“我操他媽！”
朋友告訴我，那位司機在我們下車的時候說，這兩個中國來的討厭記者，還想採訪他，為什麼當年大日本皇軍不把這些中國人都殺光了？原來那王八蛋聽得懂英語！聽到這話，我當時氣的直想衝出去把他殺了。
後來我才知道，日本人普遍都學習過英文。在日本的小學和中學里，英語是必修的課程。但是，許多日本人卻只對西方人講英語。後來我還聽說過一種說法，在日本人眼裡，亞洲人，包括中國人，都是比他們落後的民族，日本是亞洲最優秀的民族。日本以自己和西方世界同屬一個檔次為榮，而不恥和亞洲的這些“落後”民族“同流合污”。在國際組織中，有一個組織叫做“西方七國集團”，日本便是這個以西方國家為主的政治經濟組織中的一員。當然，日本人最可恨的並不是在於他們如何崇尚西洋，以及日本服務員和司機的那些惡劣言行。關於日本，最可恨的恐怕還是五十年前侵略中國的那場戰爭以及日本人今天對於那場戰爭的看法。
從七十年代田中角榮對周總理說的“添麻煩”到近來日本各界政府時而冒出的某些關於侵華戰爭的狂言，從每年日本內閣成員對靖國神社的參拜到釣魚島上的日本國旗，一次又一次，日本人頑固地、一如既往地在刺痛着善良的中國人的心。
一九九七年是中日邦交正常化二十五周年。這一年的年初，《中國青年報》做了一次名為“中國青年眼裡的日本”的大型讀者調查。調查的結果是觸目驚心的。
在被調查的十萬多青年讀者中，有百分之八十三點九的讀者認為“日本”兩字最容易使他們想到的是“南京大屠殺”，這在多達十五個選擇中位居榜首。被問到“你心目中的日本人是什麼樣”的時候，最高一項選擇的是“殘忍”，佔百分之五十六點一。
拿到這份調查結果，我感到了一種強烈的震撼。被調查的讀者的平均年齡是二十五點二歲，也就是說，這些年輕人他們不僅沒有經歷過中日甲午戰爭、抗日戰爭，而且他們中的大多數人是在實現中日邦交正常化后出生的。然而，就是這些中國的年輕人，他們對日本發出的聲音不僅讓人吃驚，而且也是耐人尋味的。
《焦點訪談》欄目決定根據《中國青年報》的這份調查製作一期節目，把中國青年對日本的這些看法通過我們的媒介進行傳播。我們採訪了一些中國的青年人和研究中日關係的專家。另外我們還採訪了一些在中國留學的日本學生。
記得中國現代國際關係研究所的劉江永研究員在採訪中做過一個很恰當的比喻。他說，我們中國過去遭受了日本那麼殘酷的侵略，受到了那麼嚴重的民族迫害。我們民族身上有瘡疤，這個瘡疤誰也不願意去揭，揭了很疼，甚至要疼到骨頭裡去。他認為，中國青年對日本的這些並不良好的看法恰恰是日本人不斷的在過去的那段歷史上大做文章，刺激中國人民的感情。我還採訪了一位北京的大學生當我問他，在什麼情況下，他會和一位日本的青年人交朋友，這位大學生想了想以後說：“如果讓我和一位日本青年交朋友的話，我會帶他去一些地方，比如盧溝橋的抗日戰爭紀念館，等等，我會跟他談日本侵華戰爭，把事實擺在面前。如果他是一個誠實可交的朋友的話，他會正視歷史，朋友自然可以交成；如果他認為那場戰爭不是日本對中國發動的侵略戰爭的話，那，朋友肯定是交不成了。”
後來，我們把對這位大學生的採訪放在了節目的最後。因為在我們看來，他的話正反映了今天許多中國青年人向日本發出的信息。根據這些，在考慮這一期節目的標題時，我想到了一句話：日本，聽我對你說。於是，那一期的《焦點訪談》便以這樣一個少見的標題播出了。雖然我知道，作為一名記者我當然應該保持客觀和冷靜。然而，作為一名中國人，面對着這一切，我卻無法時常使自己平靜下來。想起日本，我的心中總會出現這句話：“日本，聽我對你說。”
我想說：日本，聽我對你說，你不要太可恨。五十年前，在中國的確發生了慘無人道的侵略和屠殺。幾百萬、幾千萬中國人在日本的軍刀下成了冤魂。長達八年，日本人在中國的大半個國土上留下了數不清的罪證。更重要的是，在中國的歷史上，這是從未有過的。在中國人的感情上，這是永遠也無法抹去的奇恥大辱。中國人善良。這善良就表現在中國人很容易接受曾經凌辱過他們的人的道歉，並與之重修於好。然而，中國人也容易記仇。五十年前的事情不僅當時的人不會忘記，他們的下一代不會忘記，他們下一代的下一代，祖祖輩輩都不會忘記。他們會記得，如此泱泱大國被小小日本蹂躪得片片焦土。而時至今日，日本卻連一個正經的“對不起”都沒有。相反，在日本卻總有些人興風作浪，說南京大屠殺是為了排除抵抗，甚至說是捏造的；說日本發動了戰爭是為了保衛自己的安全；或者乾脆說亞洲國家託了那場戰爭的福，云云。如此這般，實在可恨。
我想說：日本，聽我對你說，你不能太頑固。任何一個民族都不願在自己的歷史上有一個污點，然而，這並不等於可以因此而掩耳盜鈴。我們要得其實並不多。我們沒有要求你們拿出那一筆天文數字般的戰爭賠款；我們沒有要求你們的首相像當年的西德總理勃蘭特那樣在我們的亡靈前下跪。我們要的不多，無非是一個說法。有的日本人認為對戰爭的反省就意味着你們的“自虐”，然而，你們不是每年都要反省和抗議當年美國人對廣島和長崎扔下的那兩顆原子彈嗎？你們不是總要為二十多萬原子彈下的冤魂鳴不平嗎？你們不是還用各種儀式表明你們對和平的熱切嚮往嗎？那麼，為什麼你們就不敢承認當年的日本皇軍曾殺害了上千萬亞洲無辜的平民呢？日本軍刀將中國孕婦開腸豁肚難道不是像廣島長崎的蘑菇雲一樣殘暴可憐，令人髮指嗎？嚮往和平的民族應該是一個偉大的民族，它應該勇敢地面對一切，它也應該目光遠大。然而，日本的頑固卻實在無法讓人相信它具有如此高尚的品質。去亞洲各國走一趟吧。去問問曼谷的市民、去訪訪新加坡的職員、去探探南京百姓的心聲，看一看有誰會認為那日本式九十度鞠躬的後面包含的是真誠和善良？！
我想說：日本，聽我對你說，你不要太張狂。雖然藉助於美國人的鼎力扶持，日本躍居為當今世界第二大經濟強國；雖然日貨鋪天蓋地，席捲了全世界，也進入了中國的千家萬戶；雖然中國人民經過痛苦的思考，發出了“中日兩國人民世世代代友好下去”的誓言，然而，這並不意味着萬事大吉，更不能以此而有恃無恐。“抵制日貨”的口號並不是某一個中國人憑空杜撰出來的；中國外交部發言人對每年參拜靖國神社的抗議並不僅僅是例行的外交詞令；圍繞着釣魚島的憤怒也絕不會像曇花一般轉瞬即逝。
記得小時候曾聽爺爺說，“不要小看日本”。我敢說，絕大多數中國人並沒有小看過日本。然而，日本肯定是小看過中國的。
時間會改變這一切嗎？我不知道。此刻，我耳邊似乎又響起了那位醉酒的朋友說過的那句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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