無論是《白痴》的讀者還是觀眾乃至讀者兼觀眾，看到女主人公娜斯塔霞·菲立波夫娜將十萬盧布一捆鈔票扔進壁爐付之一炬，恐怕任誰的心靈都會經受一次強烈的衝擊。這一堆燒錢的烈火，象徵著陀氏創作的一個高峰，它不僅在星光燦爛的十九世紀俄國文壇，而且在整個世界文學寶庫中也當之無愧地堪稱經典。倘若我在此條分縷析地重複《白痴》的內容，哪怕只是講一個故事梗概，恐怕無異於干一樁煮鶴焚琴那樣煞風景的蠢事，尤其對於初次接觸此書的讀者簡直是一場災難。
《白痴》的男主人公列夫·尼古拉耶維奇·梅詩金公爵，加上《卡拉馬佐夫兄弟》中那個真正的弒父兇手斯乜爾加科夫，無疑是古往今來所有此類藝術形象中寫得可謂入木三分、最令人信服的癲癇病患者。作者筆下的梅詩金公爵被很多人視為白痴，甚至公然如此罵他，事實上只是因為長期在國外療養，回國后與周圍的生活脫節，顯得不諳世故，不明事理，但他有着一顆水晶般純凈無邪的仁愛之心，言行舉止光明磊落，任何權術、城府和私慾與他都不沾邊。通過梅詩金公爵這一形象，作者旨在表明自己理想中“完完全全美好的人便該如此。陀氏於一八六八年初構思此書期間寫給他外甥女索菲亞·伊萬諾娃的信中有如下一段話：
“……曆數基督教世界文學作品中的美好人物，最完美的莫過於堂·吉訶德。但他之所以美好，僅僅因為他同時也很可笑。狄更斯筆下的匹克威克(比堂·吉訶德差遠了，簡直不可以道里計，但仍不失為一大創意)也很可笑，而且這一招還真管用。美好者不知自身的價值，反而遭到嘲笑，於是引起同情——由此可見，讀者中也是有同情心的。同情之所以會被激發出來，正是幽默的秘密。讓·瓦爾讓這個人物(雨果名作《悲慘世界》的主人公——譯者按)也是一次精彩的嘗試，但他引起同情是由於他本人遭到巨大的不幸，而且社會對他不公。我要寫的人物與他們毫無相似之處，絕對沒有，所以我怕得要命，擔心這會是一次徹頭徹尾的失敗。”
上述那封信還包含這樣的內容：陀思妥耶夫斯基認為耶穌基督才是他心目中美好人格的最高典範。他在小說的草稿中乾脆稱男主人公為“基督公爵”。這位聖徒一般的公爵無財無勢，在人慾橫流、寡廉鮮恥的黑暗社會上飽受欺辱，可是他既不憤怒，更不反抗，總是逆來順受。儘管《白痴》的第一稿後來被推倒重寫，但從我們今天持有的定本中某些部分(如第一部第六章梅詩金向將軍夫人母女們講述自己在瑞士與孩子們和瑪麗如何由疏變親的經過)，仍看得出作者勾勒梅詩金的身世時，顯然受到福音書中一些情節的影響，才會導致為梅詩金所作的“性格畫像”與“基督公爵”的輪廓相合。陀氏把順從和苦難加以理想化，否定激進道路和鬥爭手段，這是他歷來遭到抨擊和責難最多的要害。俄國直到一八六一年才廢除農奴制，在歐洲是最晚的，而此後在如何進行改革方面，各派的分歧又特別嚴重。陀思妥耶夫斯基害怕資本主義，害怕革命，反對俄國走西歐的發展道路。他後半生的言論和創作始終在與所謂的“西歐派”論戰，尤以一八七三至一八八一年在期刊上陸續發表的《作家日記》為甚。應該說，他對弱肉強食的殘酷現實絕非熟視無睹，也不是天生怯懦，他反叛過，抗爭過。自從他一八四九年被捕成為死囚，接着流放西伯利亞先服苦役后當兵，一八五九年回到彼得堡后又在內務部秘密監視下苦熬那種很少有人體驗過的孤獨達十年之久，被侮辱、遭欺凌、受傷害到雖生猶死甚至生不如死的地步，這漫漫二十載的另冊歲月，畢竟在他的世界觀、人生觀上留下了不可磨滅的烙印。從他的成名作《窮人》起，無限同情小人物，為他們並且與他們一起受苦，在他的作品中始終佔有主旋律的位置。但他確信專制政體已根深蒂固，無法撼動，於是轉而求助於宗教，把在人世間受苦難視為通向靈魂得救的必由之途，宣揚被踐踏的弱者對施虐者報之以寬恕等等，直至他撒手人寰之前八個月，還在莫斯科由普希金紀念碑揭幕儀式奏響序曲的紀念活動集會上發表演說，還公開號召“桀驁不馴的”俄國知識分子“順從吧”。一八八一年二月九日，這位一代文豪與世長辭。
娜斯塔霞·菲立波夫娜在俄國文學史上是與安娜·卡列尼娜、卡秋莎·馬斯洛娃交相輝映的偉大藝術形象。不過，古今中外的詩篇小說、戲劇影視中多的是紅顏薄命的弱女子。倘若有誰備足了餐巾紙願為一枚纏綿悱惻的“催淚彈”欷?[不已，本書肯定會令這樣的讀者大失所望。誠然，娜斯塔霞擁有超凡脫俗的美貌和聰慧，可謂風華絕代(陀斯妥耶夫斯基用那麼多筆墨來描述她的一張相片給梅詩金公爵留下的深刻印象，本身也屬罕見)，但賦予此書永恆價值的是她身處陰謀旋渦的中心，不甘心任人擺布，敢於在富豪權貴頭上動土，舉起反叛的義旗向惡勢力復仇，終於在力量懸殊的搏鬥中驕傲地倒下的悲劇命運。
初二:進擊的三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