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嚴打”一詞該休矣

　　“嚴打”一詞該休矣

　　傅伯勇

　　“嚴打”一詞，對於生活在中國的人們來說，恐怕並不陌生。在很久以前，筆者就想對它進行口誅筆伐了，今晚閑着無聊，覺得還是應該馬上站出來說一說。

　　“嚴打”一詞，據說是“嚴厲打擊刑事犯罪分子活動”的簡稱。聽說它的基本要求是從重從快打擊犯罪分子。中國最初提出“嚴打”大約是1983年，並首次進行了“嚴打”；1996年又進行了第二次“嚴打”；2000年-2001年又進行了第三次“嚴打”。通過這三次“嚴打”，的確還是有效地打擊了一批違法犯罪分子，也在一定程度上迅速地扭轉了地方社會治安面貌。但從最終結果看，“嚴打”的正面影響還是很有局限，很難達到預期目的，甚至有時還事與願違，就像那首“山還是那座山，梁還是那道梁”的歌詞一樣。

　　其實提出“嚴打”，可能本身就有問題。如何定罪量刑，法律自有明確的規定，一就是一，二就是二，法律之外，用不着誰去再吩咐、再強調、再吆喝，公檢法司幾家根據自己的職責各司其職就是了。任何人犯了罪，如果站在“從重”的角度來看，該有罪免處，卻進行繼續羈押，這不是侵犯人權么？該判五年，卻判了七年，這不是踐踏法律么？該判死刑緩期執行，卻立即執行，這不是草菅人命么？如果站在“從快”的角度來看，假如必要的程序都沒有，或者少了幾個必要程序，這還能快嗎？假如沒有證據，或者證據不足，這還能快嗎？況且，“嚴厲打擊”的反義詞是什麼呢 可能是“溫和打擊”，也就是說，在特殊時期是“嚴厲打擊”，但在平常時候則是“溫和打擊”，這又是法律允許的么？法律的天平又何在？這能夠體現“法律面前人人平等”嗎？

　　當然，在目前的中國，確實有很多老大難，但往往又是“老大出面就不難”，只要鐵腕官員一來，說聲“嚴打”，妖魔鬼怪就難有藏身之所。你看，朱鎔基總理在台上一發威，全國各地就有一大批貪官落馬；你看，薄熙來在台上一發威，重慶一大批腐敗分子就被拿下；你看，仇和在台上一發威，昆明的官場就清明得多。如此光景，人們應該欣喜若狂呢還是應該憂心忡忡？恐怕人們還是應該在欣喜若狂之餘憂心忡忡吧！這麼多年來，中國一直都在追求“法治”，但這體現的是“法治”嗎？這不是“法治”的倒退嗎？這不是中國法制建設的悲哀嗎？這些毒瘤又是誰養成的呢？尤其是那些大的毒瘤，又是誰提供了他們養大的沃壤？又是誰視而不見、聽而不聞、縱虎為患、助紂為虐？那些人究竟是在幹什麼？據老百姓說，他們在吃納稅人的乾飯，他們在吃共產黨的軟飯，或許是吧。俗語云：“拿人錢財，替人消災”，但偏偏就有拿了別人錢財卻不替人消災的人，對這種人該如何處理呢？可能還沒有規定吧；不，應該有規定，但很少有人去執行；也有人去執行，但不是按照規定執行。所以，他們有的照樣是升了官，他們有的照樣是平級調動，他們有的照樣是躺在溫床上坐吃俸祿，不但毫髮無損，而且日子過得更加滋潤。

　　如果一味依賴鐵腕人物，一味依賴“嚴打”，那麼鐵腕人物之後呢？“嚴打”之後呢？會不會沉渣泛起，捲土重來？我看是會的。首次“嚴打”之後不是有第二次“嚴打”嗎？第二次“嚴打”之後不是有第三次“嚴打”嗎？原因何在？在於第一次“嚴打”之後不久沉渣又泛起又捲土重來，在於第二次“嚴打”之後不久沉渣又泛起又捲土重來。

　　人們總是期盼晴明的政治，清廉的官場，和諧的社會，這是覺悟的表現。與人們的期盼相比，中國已經具備了很多東西，法律差不多健全了，制度差不多齊全了，人才也差不多聚齊了；但差一些關鍵的東西，差的是為官的一身正氣，差的是當差的恪盡職守，差的是自上而下不折不扣的執行力。

　　所以，只要孫悟空們不打盹，不懈怠，一路打下去，妖魔鬼怪總會除盡；哪裡還需“嚴打”一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