說到對貴州文化歷史的了解，我想應該先說到幾個人，他們是貴州史學界的老前輩，沒有他們嚴謹求實、甘於奉獻的精神，今天的學人特別是貴州的學界要對貴州歷史文化、方誌等有個大概的了解那是不太可能的，更不要去說仔細的研究了。沒有他們甘於作人梯的精神，今天的學人在蒼茫的歷史長河中也許看到貴州的歷史依然是零散的，不完整、不具體的！他們對貴州歷史精湛的研究，對貴州人文的啟發，我想隨着時間的驗證會得到越來越多的人的認可，特別是貴州人的認可。他們的精神也會得到歷史的認可，在歷史的長河中永葆精神！
我和他們認識，有的僅只有一面之緣，如對貴州方誌貢獻特別大有貴州文化老人之稱的陳福桐老先生，當我準備假期去看他的時候，才知道老人已經離世了！還有侯少庄老先生， 他對貴州甚至中國民族史的貢獻。他們雖然走了，作為自然人的生命結束了，然而，作為社會人的生命遠遠的沒有結束，他們將和他們研究的文化成果一樣，在歷史的長河中永遠的長青！史繼忠老先生，身體還健朗，在貴陽有時間我會經常去省委大院里他的“聽濤齋”聽他給我答疑解惑，很多，長時間沒有弄明白的事情，被他三言兩語就給點化開。還有出身書香門第之家的劉學洙、余宏模等老人。他們應該是貴州歷史文化的活化石，是貴州歷史文化的寶藏！同時他們也是貴州歷史文化的一面面旗幟！他們從年齡上來說，都是我的祖父輩的人了，每當看着他們留下的心血典籍，心裡就會有莫名的欽佩之感。一天晚上，給遠在北京的熊振瓊奶奶電話，問其身體狀況如何？談到朱厚澤老爺爺！熊奶奶笑着說：前人未盡的事情，望後輩們去做！是的，文化的傳承，就歷史的意義來說，遠比其它的東西有意義的多。我一直是這樣的認為！昨天晚上，在奔馳的列車上，看到行行色色的人，突然之間有感：人和人之間，最大的不同，有的人有僅有自然生命，自然生命結束，也就形同草木結束了艷麗的生命！有的人自然生命結束了，然而作為他們的社會生命還遠遠的沒有結束，他們依然像天空中閃爍的星星，在指引着後來的人們向光明前行和探索！
談到貴州的人文歷史，做比較研究的不多，我比較欣賞黃萬機先生的《沙灘文化研究》，沙灘文化說的不是一個人而是一群人，具體的說是三個家族，鄭珍、莫友芝、黎庶昌是三個家族走出去，也是沙灘文化的傑出的代表性人物。這三個家族以地域、婚姻為紐帶，三個家族的人相敬相親，互相激揚，從而人文鼎盛，代有才人出。對喜歡家族歷史研究的人，我想是有所啟發的。對於世家望族，莫不是以文化的精神先塑造其子孫之心，然後才得以世代綿延發展，從小的範圍來說是一個家族的發展，大的意義上來說他們的發展也是人類社會的發展以進步。大家族裡走出去的傑出人物，他們不僅僅代表着一個家族，一個地方，他們有時候會代表着一個時代。《沙灘文化研究》的三家，鄭、莫、黎三家在沙灘方圓不過二十平方公里的小山村，他們三家是相互激揚、相互提攜、相互愛戴、相互相親的。沒有山地文化之中的一山不能容二虎的說法，山地文化的狹隘、站山為王的思想的人們，我想在看了《沙灘文化研究》後會有所啟發和改變。正如費孝通先生所說：美人之美，美美與共！無論是為人，還是天下之大同思想，推進人類社會的進步，才是真正的正道！
貴州長期以來給外界的印象和影響不是很好，外省的人提到和談到貴州總認為貴州人思想意識落後、經濟、交通落後而閉塞。對於后兩者同全國相比我是認同的，因為特殊的自然地理條件的因素。對於前者我就不這樣的認為了，一次給貴州大學中國文化書院的院長張新民教授電話，提到這個問題，張新民教授對我說：看看《貴州六百年來學術思想反思錄》，這書我還沒有看過。就我有限的貴州文化歷史的了解來說，我認為說貴州人，思想文化落後來說是不對的，說一部分人思想文化落後來說我或許會認同，然對於其他省份的人來說，難道大部分的人思想和文化都很先進嗎？我看也不是這樣的吧！
從漢朝的尹珍走出大山學習先進的漢文化開始，到明朝的奢香修築龍場九驛，王陽明的悟道，到提出：“中用為體、西學為用”的洋務派人物張之洞 以及支持戊戌變法，提倡辦新式學校“京師大學堂”現在的北京大學的李端芬，到王伯群、鄧恩銘、王若飛、朱厚澤、樂黛雲、以及現在策劃界的風雲人物王志綱等，他們無論是從政、學術、還是經商。都是開了先河的人，用現在的話來說就是一個個善於創新的人。
之所以想說說朱啟矜、王伯群、張道藩三人。他們都是貴州人文歷史中傑出代表性人物，三個都做過交通部部長，朱啟矜貴州開陽人，曾做個北洋軍閥政府的交通部部長，內務總長，代總理，他是個政治人，同時也是個實業家，從中國的政治舞台退出后，他不但經商很出色，在山東棗莊辦過煤礦，還開發過聞名中外的北戴河，從事文化活動創辦過營造學社，研究中國的古代建築，可以說從今天來看，他對中國文化的貢獻及其影響遠遠比在政治和經濟方面的影響大得多得多。他最早提出了中國的公園文化建設，最早提出了城市規劃建設，北京城的規劃特別是現在故宮的規劃建設及其保留那時候就有這樣的意識，是很了不起的。他組織的營造學社培養出了世界上一流的建築學家梁思誠和林徽因等人才。王伯群貴州興義人，早年留學日本，參加孫中山領導的同盟會，任《大共和日報》經理， 是護國運動的主要參與人，參加北伐，後任國民政府的交通部長，創辦過永仁兩岸川鹽運銷處、聚康銀行、聚康公司、利民公司等。對於文化教育的貢獻創辦過大夏大學，現在華東師範大學的前身。遺著有《交通事業改革方案》、《電政設施三年計劃》、《航政建設綱要》、《伯群文集》等。張道藩盤縣人，美術教育者。曾於1952年3月11日－1961年2月24日擔任台灣立法院長。百度一下他們三個的簡歷，我們可以看到他們三個不但是個政治人，同時他們還是個經濟人和文化人，政治、經濟、文化在他們三個身上得到了完美的體現。他們取得的政治地位讓人仰慕，經濟的成就讓他們成長，文化讓他們流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