唐代的詩人們，在精心構建上層詩歌殿堂的時候，偶爾也把目光投向了民間。他們在為生活而奔波的時候，順便也吸收了大量的民間歌詞到自己的詩中，或者寫寫歌詞自娛自樂，或者給一些歌女們樂工們寫點成名的資本。但他們並不把這作為主要的任務，只是一種消遣而已；他們不會承認這種歌詞，世人也是這樣。
只有那些仕途不順或看破紅塵的詩人們才喜歡這樣的民間歌詞。既然他們承認這個社會的不可理喻，那自然也就不必去承認這個社會對詩歌地位的膜拜，雖然他們也寫詩。他們是將漁樵中的閑散歌詞進行吸收，或摘抄，或修改，或編曲。在他的天地里，歌詞已是他們的主要愛好，他們一定是編撰了不少歌詞，肯定也是有許多隱逸詩人編了不少歌詞集。不過，他們一旦入定了要脫離紅塵，自然就不在意歌詞的未來了，也沒有想到要流傳後世。編就編點，也就是自己高興，或者教育一下孩子，讓他們學點詩詞，增強一點文學素養罷了。
其實，從盛唐開始，上層人物就開始喜歡歌詞了，唐玄宗充分發揮了教坊的作用，將民間歌詞搜集並整理，將當代詩人的詩歌改編成詞，為自己的開元盛世歌功頌德；李白還給貴妃寫過《清平調》三首。可是，喜歡歸喜歡，他們還是不敢冒天下之大不韙，將這種飲宴時用的民間歌詞大力捧揚起來。他們還是要裝模作樣，鞏固詩歌的領袖地位。因為，他們也怕，怕一旦過多涉及這類歌詞，會被世人指責為不務正業或墮落或醉生夢死等等；他們當然不會為點嗜好而損壞了自己的名譽。
當然，對待民間歌詞，那些詩豪們自然根本不在乎，像劉禹錫，就編寫了大量的民間歌詞，諸如《竹枝詞》什麼的；他是不會注意自己的什麼名譽，他天生就是個“刺頭”，不抗上，不抗世，他就悶得慌。雖然人們都視他為虎，但他的民間歌詞還是在社會上很颳了一陣風的。
到了唐末，人心如亂世，及時行樂的思想泛濫，詩也不再是為了濟世救民，而更多是為了泄憤泄悶，詞開始興盛，那些民間的文人也無心去作詩，而是隨波逐流，卻寫些俗稱小曲的詞了。歌詞宴會風行，詞開始侵入上層。有些人已經不再蔑視詞的世俗地位，漸漸承認，當然還有一些詩歌的捍衛者，還是視詞為洪水猛獸，不承認它的獨立地位，稱詞為詩餘。
五代，更是亂的不可開交，軍閥林立，文人死傷殆盡，殘存的詩人也躲入相對穩定的幾個小國了卻一生。大多已經不再做官，而是與飛禽走獸為友，魚蝦為侶。即便是作官的，也不再以忠臣自居，而是做一天和尚撞一天鐘，今朝有酒今朝醉；也就是陪君王喝喝酒，唱唱歌，看看舞蹈，只要哄的君王高興，也就罷了，別的還重要麼？
西蜀與南唐，一長江頭，一長江尾，相對穩定，也便成了文人的聚居地，詩沒落了，詞走向了一時的鼎盛。尤其是南唐，更是在李氏皇族的推波助瀾下，詞學一時大盛，但這時的詞還只是展露頭角，鼎盛是在幾十年後的北宋。
五代，只是詞向文壇吹起號角的前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