前幾天去看望正在讀高二女兒。
那天晚上，本來應該正在上晚自習的女兒9點不到就氣鼓鼓地回家了，平常應該到10：30分才回來的。
“怎麼提前回來了？”
“我們那個班主任語文老師，我看着她就反感，特沒勁！”
“怎麼對老師反感呢？”
“她給我小鞋穿，找茬讓我難堪！”
“有什麼原因嗎？”
“還不是那個成語‘頤指氣使’的事。”
這事女兒跟我說起過。老師在課堂上把成語“頤指氣使”說成了“頤使氣指”，率真的女兒在課堂上對此提出質疑，說出了正確的字序，老師的臉色當時就不好看，以後就老是找事訓斥女兒，而且一訓就四、五分鐘。
“一個同學在課堂上找我說話，開始我不理她，後來實沒法就答了一下腔。老師明明看到是她找我說話的，偏偏針對我罵了十幾分鐘。這人真變態！”女兒紅着眼憤憤地說。
我了解我的女兒，她是一個率真的人，想到什麼就說什麼。在小學的時候，英語老師把“Pig”（豬）讀成“派格”，女兒也是當場大聲說“老師讀錯了”。
今年我們籌辦畢業二十年同學會，由我撰寫邀請函，她對其中的“似火流年”提出了質疑，認為應該是“似水流年”，她的理由是因為“火”不能流動，“流年”就不能用“火”來表達。
儘管她的理由在許多時候是不一定正確，但這種敢於質疑的精神我們是不是應該保護並加以鼓勵呢？
處於高中時代的孩子應該還是單純的，他們沒有被世俗的觀念和虛偽的人際關係所異化。在他們的眼裡，世界還是真誠的，天空是明凈的。如果現實一旦刺破了他們夢想，說真話，我真的很擔心他們對待這個世界將會怎樣的一種態度，對於失去質疑能力和質疑動力的學生，我們怎能期待他們成為具有創新精神的人才？
這就涉及到教育的問題。有人說，應試教育、聽話教育、保姆教育是中國教育的三大弊端。
現在，整個教育不是以孩子的全面自由發展為中心，孩子作為教育的主體從來不是教育的中心。我國的教育先驅陶行知先生對中國的教育體制的批評一針見血：中國沒有“學校”，只有“教校”——何等深刻！何等可悲！不是一切圍繞孩子的需要與發展進行；而是以教師為中心，而教師代表着強大的、統一的、從整體需要出發的教化要求，從教材到教育方式都千篇一律。教師說的都金科玉律，學生只能毫無保留地接收，不能有任何疑問。試問這樣的教育能培養出什麼樣的人呢？我認為，這種教育只能培養出有基礎知識和模仿能力但缺乏獨立創造精神的人；這種教育嚴重削弱了全民族的批判懷疑精神、創造競爭精神；這種教育消滅了學生的主動精神，埋葬了自由論辯空氣；這種教育難得培養出才華橫溢的人。現代的知識分子是戰國時代的幾萬倍，但有多少人能達到那時人們普遍的自由創造精神？怎能再現那時“百家爭鳴”的壯觀場面？
陶行知先生曾說：“發明千千萬，起點是一問。”敢於質疑、發現問題，提出問題是人類的寶貴品質，因為問題是科學發現的前提，是新思想誕生的曙光，是創新精神的萌芽。強調質疑能力的培養不但促使人們不斷發現問題，還會促使人們去解決問題，直至有新的發現。在此過程中，人們的多種能力尤其是創新能力得以發展。
我們再也不需要聽話教育和保姆教育了，我們需要培養學生的質疑能力，保護學生的質疑精神，才是我們教育的目標，才是教師的神聖職責！
但願我的女兒能永遠保持說真話的品格和敢於質疑的精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