前段時間我去了一趟西藏，那裡是一個高原。
青藏高原無論從什麼方面來說，都要比雲貴高原惡劣、深厚得多。進藏我走的是青藏線，因為川藏線不好走。可是，即使走青藏線，人們也體會到其中的艱辛。當汽車在海拔五千八百米的唐古拉山上穿行時，有些朋友就有了高原反應。雖然我從小生長在高原，對這多出的幾千米還沒有大的不適。但是，也避免不了因缺氧而導致的頭暈。
唐古拉山在藏語就叫作“高原上的山。”在蒙古語里是“雄鷹飛不過的高山。”由此可見此山的雄偉。由於唐古拉山上不像雲貴高原上的山一樣草木繁茂，而是光禿禿地沒有一棵樹，倒是給人一種蒼涼的感覺。彷彿人已經在天地之間的臨界線上了，任何生命的存在形式已經變得毫無意義，只剩下純凈的靈魂和單調的畫面。這讓我想到韓國導演金基德的一部作品《弓》。這部影片不管是從畫面、人物對話還是背景音樂來說，都是極其的簡單，沒有過多的內容。但就是這樣的簡單搭配，卻勾勒出一種宏偉的藝術結構。我想，唐古拉山上如實的景象和《弓》在根本的層面上應該是一致的吧！
西藏人民就是在這種蒼涼而又單調的色彩當中尋求生命的意義。他們的文化，受着極為閉塞的地域環境的影響。要想到，在人煙稀少的地方生存，本來就是一件挑戰人心的事情，更況是在如此物慾縱橫的年代。與雲貴高原所不同的是，西藏是藏族人民聚集地，又由於宗教單一，這讓當地人更好地保留一種原始的文化傳統。例如在生死的問題上，西藏人一直有着自己的理解。雖然說這樣的文化觀點在時下較為保守和古老，但從中潛存着的卻是十分深刻的哲學道理。
這也倒讓我想起一件事情。我在拉薩認識個藏族人，一次在搬運東西的時候我無意對他說：“你走上去一點搬。”他當場就火了，對我罵道：“你才上去。”我當場不解，事後才從相關的書籍里知道，原來西藏人對“上去”這個詞彙是很避諱的。因為當我說“上去”的時候，在藏民眼裡就是咒他死掉。據《西藏生死書》里記載，人在死後靈魂會由身體的不同的部位出來。但從不同的部位出來喻示着去往不同的地方。頭部是往生極樂的地方，而下身則是去往輪迴不斷的罪惡世界。所以藏民會在人死後朝着頭部鑿一個洞，好叫死者的亡靈解脫生死，去往天界。
當然，關於生死的看法，我們也可以從藏民的葬禮中看出。一般內地所具有的下葬儀式有火葬、土葬、水葬等。而在西藏，卻有天葬的說法。所謂天葬，是指人們把死者的屍體放置山頂，讓蒼穹上的雄鷹食其肉。這種獨特的方式也只有在我國藏族和蒙古族等少數民族當中流傳。當然，舉行天葬的儀式是相當繁瑣的。首先要有一個主持天葬的天葬師，然後由天葬師把屍體的四肢裁剪掉，並把胸膛刨開，將其內臟展露出來，最後等天上的蒼鷹飛來吞食。這種原始而落後的下葬方式的確令人難以想象。但不管怎樣，在藏民的心中，人死後必然會有存在的可能。因為雄鷹寓意着神聖、高潔，它能把死者帶到天堂。
如果只是說天葬的是極為落後的喪葬方式，那麼就不能看到其中濃厚的宗教情懷。因為這種喪事活動本身是對死者的一種情感關懷，而關懷的形式，是西藏本身的傳統習俗所定製的，固然帶有宗教性。
當然，擁有這種情懷的並不只在藏民那裡。前段時間我在讀人大主編的《西方哲學史》時，對柏拉圖的靈魂回憶說感受頗深。在柏拉圖看來，我們的靈魂本是居於至高的理念世界，但是當靈魂下降到人間、附着在身體的時候人們便遺忘了一切。所以我們所有一切的學習和研究都是在對理念的回憶。然而，目前多數哲學評論家認為這種觀點帶有極大的神秘主義，並對之後的先驗哲學開創了先河。可是我認為並非如此，因為柏拉圖的靈魂回憶說以及之後的轉向說並非是空洞的理論說辭，而是具有十分深刻的直觀體驗。如果用佛教修行的角度來說，柏拉圖似乎是通過如同禪定的方式來體悟生死。而他所指的理念，也就是沒有生滅的永恆性存在。在柏拉圖的世界里，因為有了不變的一，才有了世界上的萬物，才有了生存的法則。在中國哲學的術語里，理念就是“道”，是存在的根源。老子的《道德經》上就說：“道生一、一生二、二生三、三生萬物。”當我們對道進行心靈上的體驗時，其特點就不是哲學、理論性的，而是宗教性的了。
由此看來，無論是藏民的生死觀，還是柏拉圖的靈魂學說，都是一種終極關懷。人類之所以具有終極關懷，是因為人要尋求人之為人的一個根本。中國古代有句話叫作：“未知生，焉知死？”我們對於生死的關懷實質上是對活着的價值探究。因為假如按照西方某位哲學家所說的那樣：“人類從出生開始就一步一步接近死亡。”那麼我們的一生也就暗淡無光，毫無意義。所以，千百年來，東西方的無數哲人才會如此執着於形而上學當中那個永恆不變的超驗世界。
因此我們就不難理解為何蘇格拉底在面對死亡的時候那麼從容。當蘇格拉底的學生得知老師即將臨刑的時候，曾試着將老師解救出來，但遭到蘇格拉底的反對。蘇格拉底給予的理由是：我要去的是世界上沒有的一個好地方，你們又何必攔着？
也因此我們就不難理解為何王守仁一定要對着一個竹子格物。因為他曾經讀朱熹的《四書集注》時一直深信格盡萬物之理後會達到至高的天理。可是當他花了數日的功夫仍不見效時，才發現原來物不在心外，而在心內。致良知須在心內下功夫。
宋儒張載說得好：“為天地立心，為生民立道，為去聖繼絕學，為萬世開太平。”說的也是一回事。可是，在眼下的時代里，人們因為熱衷於名利上的事，而失去對生命本質的思考，從而產生出了眾多的社會問題。我記得曾經有一部較為出名的美國電影，叫作《楚門的世界》。這部影片用着詼諧幽默的方式向人類提出了一個疑問：“人能否離開上帝？”這個問題恰恰和尼采說的“上帝死了”形成了呼應。在該片的創作中，導演為了能夠使觀眾真正看懂電影，於是在裡面的人物名稱里設置了一個基斯督。這和西方的上帝“基督”有着莫大的關聯，同時也是電影所要揭示深層含義的關鍵。如果說《楚門的世界》正好是現代人的真實寫照，那麼我們的社會就基本上喪失了一種整體的生命關懷。比方說就連現在的宗教界人士也紛紛參與世俗活動，莫不對物質文化狂熱地追逐。可是，在偏遠的西藏，人們能夠堅持着一種傳統，尤其是對生命本質思考的傳統，是極其可貴的。生長在西藏的人民們，也因淳樸而變得厚重，就像我在雲貴高原上看到的忠傑樹，並非是它獨特的外表格外吸引人，而是它在那大千世界中無需言語地堅守一方土地。
我想，這本身也就是對生命的關懷了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