金婚答謝詞
賓客們，家人們：
今天是我們家慶51周年的節日，本來去年是我們的金婚佳節，因為家人缺席多，改在今年慶賀。
五十一年前的今天，我剛大學畢業參加工作不滿一年，試用期工資39元。夢萍中學畢業，待業。當時正是國家三年困難時期，一切生活用品全是憑票供應。那時我的父母在農村，年老多病，連維持自己的生活都很困難，對我沒有一點幫助，我自己也沒有稍許儲存，經濟非常拮据。我和夢萍是穿着補丁衣服去西鄉縣民政局領取結婚證的，憑結婚證領了一條香煙票、一斤水果糖票、二斤大肉票、一丈二尺布證。簡單辦了三席招待客人。我們的新房更是豪華得令人難以置信：那是租私人的一間街房，在漢白公路旁，沒有頂棚，矮土牆隔成前後兩個半間。我們搜集了一捆報紙，把污穢而凹凸不平的牆面用報紙覆蓋。前半間是廚房兼客廳，一個土壞灶台，一張缺了一個腳的小破桌是餐桌兼茶几和灶台；後半間是卧室：土壞上放了幾塊木板就是大床，一層稻草算是席夢思，被子和枕頭都是舊的，用1丈2尺布證買了一床新床單格外顯眼，那是我們結婚的唯一新品；土壞上放了一口我用了6年的破棕箱，上面再放一塊方木板算是床頭櫃兼梳妝台和寫字檯。在這種環境里，我們經歷了國家困難時期，社會主義教育運動，文化大革命運動，城鎮居民下放農村運動，改革開放運動；可是我的工資和全國的工薪人員一樣，17年沒有增加一分錢，每月47.50元。我和她都是‘五類分子’子女，在這二十多年裡所遭受的經濟困苦和政治打擊是可想而不可知的。直到1985年，我們和5個兒女，還有兩個父母老人，才沐浴了改革開放的雨露陽光。首先是摘掉了父母親的‘地主分子’帽子，因為哥哥是空軍烈士，他們還享受了光榮革命烈屬的優待，我們也再不是‘五類分子’子女，不再遭受莫須有的打擊、陷害、歧視，和其他人過上平等生活。在經濟方面，工資翻了幾番，還有豐厚的獎金、福利；有了自己的住房；兒女們先後上大學、就業上崗……和改革開放前比，確有天淵之別的感覺。
我今年75歲，夢萍70歲，家慶51周年。我這輩子沒有官運，也沒有財運，前半生是一個不斷遭受各種磨難的苦命人。可是我有老來福：兒子、兒媳、女兒、女婿、孫子、孫女、孫女婿、重孫女都很孝順，而且他們之間也非常和睦、親密團結、互相幫助、關心、體貼。他們的一切事情不用我們操心，我們可以盡情地安享晚年和天倫之樂。
退休后的近二十年來，兒孫們每年都給我們舉辦家庭慶賀宴會，因為我的生日在七月，夢萍的生日在九月，我們的家慶（結婚周年）剛好在八月。都在暑假中，平時每年就在暑假任選一天共同慶賀這三個家庭節日。
十八年來比較熱鬧的有三次：一次是2002年6月底，唐P和張建禮在新疆給我們舉辦了結婚40周年的紅寶石婚，分別在哈密市、天山巴里坤、吐哈石油基地，前後熱鬧了三天。參加的人也比較多，有我、夢萍、唐P、張建禮、張瀟丹、唐勇、張麗娟、小雨、唐瑞、沈廣、沈哲民等11人，可是家人不全，還缺兩個小家庭。還有一次是2009年6月中旬，唐軍、王新民、唐瑞和我的學生們在陝西給我主辦的七十壽辰慶賀宴會。在西鄉縣城、櫻桃溝、古城子，前後也熱鬧了幾天，參加的有我、夢萍、唐軍、王新民、唐瑞和親戚、學生等一百多人。還有一次是2011年6月23日，孫女唐姍和孫女婿徐長春在四川新都給我舉辦的73周年壽誕，是我第一次歡度‘四世同堂’的生日，參加的人有我、夢萍、唐姍、徐長春、徐婧菡、唐瑞、沈廣、沈哲民等8人。只有一年沒辦，那就是非典之年--2003年，當時各車站檢查很嚴，外地來客動輒要隔離，兒女們無法回來；唐瑞又在廣州學習，沒人主辦，我們去九寨溝旅遊，度過了65周歲生日。其餘每次多則近十人，少則三、五人，沒來的人電話、短信慶賀。
現在我們這個大家庭共有20人，7個小家庭，分佈在新疆、甘肅、陝西、四川、廣東五個省區，相距很遠，且都在企事業單位上班，因此還沒有全家團聚過一次。雖然我理解他們的具體困難，可是隨着年歲的增高，總感到沒有全家團聚過一次，沒有一張全家合影而遺憾，我曾經編了幾句順口溜：“古稀不算高，二十也不少。年年在慶賀，就缺全家照。”兒孫們也理解我的憂鬱情結，他們商議今年一定要圓我的全家團圓夢，他們請了工假、放棄了個人重要的工作和事情，甚至把孩子們在暑假中的學習班也停止了，最大努力地趕到成都。今天，我的夢想實現了，我們全家團圓了，我和夢萍的金婚節日在四世同堂、全家20人全部參與的情況下進行了。真是萬分激動，不由得感慨萬端：風雨同舟五十秋，酸甜苦辣何時休。庭前兒孫笑語聲，四世同堂樂悠悠。
為了讓更多的人分享我們的幸福和快樂，兒孫們沒有邀請遠方眾多的親友，僅只邀請了和大女兒姐妹相處的三家乾女兒、乾女婿，還有我們附近最親密的一部分好同事、好鄰居、好老鄉、好朋友、好領導歡聚一堂，我代表我們全家老少成員，向你們致以誠摯的謝意，感謝你們多年來給我們家的幫助和關心；感謝你們冒着酷暑參加我們的家庭聚會，使其蓬蓽生輝。讓我們共同舉杯，衷心祝福在座各位，家庭幸福、萬事如意、健康長壽！
2013年8月8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