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封建時代，皇帝對可能危及皇權,覬覦皇位的諸王防範甚嚴。金朝在各親王府設置傅、府尉、長史等屬官，職司管理王府事務，監視親王及其家人的活動，糾舉其違法犯罪行為等。大定十二年，世宗召見諸王府長史諭之曰："朕選汝等，正欲勸導諸王，使之為善。如諸王所為有所未善，當力陳之，尚或不從，則具某日行某事以奏。若阿意不言，朕惟汝罪。"(19)明昌元年章宗又敕定"親王家人有犯，其長史，府椽失察、故縱罪"，(20)以防止親王府屬官與親王及其家人相勾結，共謀不軌。明昌六年，章宗處死世宗長子、鎬王永中及其二子案，就是由鎬王府屬官傅、府尉等糾舉永中第四子阿離合懣"因防禁嚴密，語涉不道"(21)而提起訴訟的。在審理過程中，進而牽涉到永中及其第二子神徒門，發現他們亦有"不遜"、"怨謗"之辭。章宗遂據此賜永中死，將阿離合懣和神徒門棄市。
另一方面，金代監察官及有關官吏因糾舉失職、違法，而受到處罰的事例，亦屢見不鮮。
告訴，即訴訟案件當事人及其家屬，以及其他知情人向官府告發而提起訴訟。金律對告訴權的限制較少。一是不適用親屬相容隱的原則。自漢以降，華夏曆代王朝的法律基於儒家倫常觀念，均規定有親屬相為隱的訴訟原則，凡一定範圍的親屬，犯罪非謀反、謀大逆、謀叛時，得互相容隱，告者反而有罪。金律則不然，聽任親屬之間互相告發的行為。如大定年間，大興府（今北京市）民趙無事"帶酒亂言，"法當死，其父趙千捕之而告官府。趙千"大義滅親"之舉受到世宗讚許："為父不恤其子而告捕之，其正如此，人所甚難，可特減（趙無事）死一等。"(22)若依唐宋律典之規定，趙千的行為，已構成犯罪："諸告緦麻、小功卑幼，雖得實，杖八十，大功以上遞減一等。"(23)據此，父告子乃為告期親卑幼，應杖六十。
二是金朝對中原王朝自古以來禁止奴婢告發主人的峻令，棄置不行，聽任以至縱容奴婢告主，並經常依據奴婢的告發而大興獄訟。故有金一代，奴婢告主的事件層出不窮，上自親王，下至黎庶，因被家奴告發而陷於囹圄，以致丟官卸爵，身首異處者，不乏其人。
太宗時，衛州汲縣（今河南汲縣）人陳光的家奴"謀良不可"，告發陳光與賊殺人，致使陳光"系獄，榜掠不勝，因自誣服"。(24)后因其子陳顏自請代父死的孝行感動了官府，才獲得赦免。海陵王時，昭義軍節度使肖仲宣家奴"告其主怨謗""。(25)因肖仲宣政績頗佳，深得海陵王信任，才免於縲紲之辱。海陵王之弟，西京留守完顏袞（又名蒲家）素為其兄猜忌，"嘗召日者問休咎。家奴喝里知海陵疑蒲家，乃上變告之，言與（西京兵馬總管）謨盧瓦等謀反，嘗召日者問天命"，(26)經御史台和刑部會同審理，查無實據。但海陵王仍遣使臣拘捕蒲家等至中都，斬之於市。梁王兀朮之子完顏亨（又名孛迭），封芮王，歷任中京、東京留守，先後兩次被家奴告發，最終冤死獄中。第一次是家奴梁遵告完顏亨與衛士符公弼謀反。雖經有關部門"考驗無狀"，卻使完顏亨遭到海陵王深深的猜疑。第二次是家奴六斤與完顏亨侍婢私通，事泄遭訓斥，遂懷恨於心，總想伺機"告亨謀逆"。後果然借故"誣亨欲因間剌海陵"，(27)致使完顏亨被捕下獄，不久慘死獄中。參知政事韓
的家奴告其主"以馬資送叛人出境"。有司考之無狀，以該奴歸還韓 。韓
待之如初，曰："奴誣主人以罪，求為良耳，何足怪哉"。(28)大定時，海陵王之侄、應國公完顏和尚召日者妄卜休咎。日者李端稱其"當為天子"，司天張友直亦云其"當大貴"。(29)此事經家奴李添壽向朝廷告發后，完顏和尚等伏誅。章宗時，鎬王永中的家奴德哥檢舉其主嘗與侍妾言："我得天下，子為大王，以爾為妃"，(30)導致永中被朝廷賜死。此外，金律亦不禁妾告正室。如天德四年，平章政事徒單恭之妾忽撻，告正室、太祖長公主兀魯"語涉怨望"。海陵王遂殺兀魯而杖罷其夫。
金朝律令不禁奴婢告主和卑幼告尊長的規定，在中國古代法制史上頗具特色。早在西周時期，就有"父子將獄，是無上下也"，"君臣、父子無獄訟"(31)的教條。秦律設定"子告父母，臣妾告主，非公室告，勿聽"之制。(32)漢律本於儒家倫常觀念，創立"親親得相首匿"原則，卑幼告尊長乃"干名犯義"行為。《唐律疏議》和《宋刑統》之"斗訟律"更明確規定："諸部曲、奴婢告主，非謀反、逆、叛者，皆絞；告主之期親及外祖父母者，流；大功以下親，徒一年。……即奴婢訴良，妄稱主壓者，徒三年；部曲減一等"。《疏議》曰："謂奴婢本無良狀，而妄訴良，雲主壓充賤者，合徒三年"。《大元通制》亦載："諸子證其父，奴訐其主，及妻妾弟侄不相容隱，凡干名犯義，為風化之玷者，並禁止之"；"諸以奴告主私事，主同自首，奴杖七十七"；"諸奴婢誣告其主者處死，本主求免者，聽減一等"；"諸教令……奴告主者，各減告者罪一等"。(33)明清律典均將卑幼告尊長，奴婢告主列入"干名犯義"門："諸子孫告祖父母、父母，妻妾告夫及夫之祖父母、父母者，杖一百徒三年"。"若奴婢告家長及家長緦麻以上親者，與子孫卑幼罪同。若僱工人告家長及家長之親者，各減奴婢罪一等"。(34)《大清律例》所附"條例"，還對奴婢告主的處罰，作了具體的補充性規定："凡奴僕首告家主者，雖所告皆實，亦必將首告之奴僕，仍照律從重治罪"，"凡旗下家奴告主，犯該徒罪者，即於所犯附近地方充配，不準枷責完結，俟徒限滿日，照例官賣，將身價給還原主。"(35)
可見，中國古代幾乎所有王朝的法律，從維護宗法家族制度和等級特權出發，都禁止卑幼告尊長和奴婢告主，惟有金律例外。究其原因，在深層次上，是女真游牧部族人際關係相對平等的傳統，與中原法律基於儒家的倫常觀念的"同居相為隱"原則相碰撞的結果。在女真人占居統治地位的背景下，傳統勢力衝破了同居相隱原則編織限制家族成員之間告訴權的羅網。而更直接的原因則是金朝當權者出於鞏固自己統治地位的現實考慮。金王朝長期處於同南宋、西夏等國對峙的國際環境，戰亂頻仍，政局動蕩。統治集團內部派系林立，權力傾軋劇烈，僅在位皇帝就有三人被政敵謀殺。故最高統治者不得不時時注視政敵的動向，防範其不軌活動。尤其是金朝皇帝繼位秩序不正常。金代共歷十帝，其中兄終弟（含堂弟）及者凡四帝，叔侄相繼者二帝，其餘四帝亦多未遵循中原傳統的嫡長繼承製。海陵王、世宗、宣帝三帝還是通過政變或利用政變后的混亂局面上台的。"法統"不正使最高統治者對謀反、叛逆言行極為敏感，為消除一切可能危及皇權的隱患煞費苦心。 鼓勵告奸是防止皇權旁落，消彌反叛，鞏固帝位最有效的措施之一。家奴與其主人朝夕相處，對主人的所作所為了如指掌。聽任和利用家奴檢舉、告發主人違法不軌行為，無疑有助於及時打擊犯罪活動，防範反對派勢力的不軌圖謀。此外，金朝還實行"保伍連坐法"，強制鄰里告奸。如泰和六年（1206年），章宗"以舊定保伍法，有司滅裂不行。其令結保，有匿姦細、盜賊者連坐。"(36)
當然，金也同歷代一樣，對告訴失實（訴妄）及誣告者，亦給予處罰。如海陵王時，左宣徽使（正三品職）許霖之子與應國公完顏和尚發生糾紛。許霖父子被毆辱后訴於朝廷，使對方受罰。但許霖亦因"所訴有妄，笞二十"。(37)芮王完顏亨被家奴梁遵誣告謀反一案，經朝廷"考驗無狀，遵坐誅"(38)。大定二年（1162年），軍士術里古等告同判大宗正事（從二品職）完顏謀衍之子斜哥"寄書其父謀反，並以其書上之"。世宗覽書曰："此誣也，止訊告者"(39)。經審理，果真為誣告，術里古伏誅。
投案自首，指刑事犯罪人和民事被告向官府自動投案，自我舉發或託人代為自首。自首通常會受到減免刑罰的優待。如大定十年（1170年），河中府（今山西運城）民張錦為父報仇殺人，法當死。張錦犯案後主動向官府自首。此案經尚書省奏報皇帝后，世宗裁決："彼復父仇，又自言之，烈士也。以減死論。"(40)
金代訴訟案件，一般歸案發地官府管轄。但有的案件則須由被告原籍地官府受理。如章宗泰和年間，大興府（今北京府）民靳向中都警巡院訴淶水人魏廷實為奴，及妄訴毆詈案。經查證，原被告的祖輩確有主奴關係，但早在數十年前已放良。於是警巡院駁回了靳
之訴求，並告之，若再行起訴，"法當訴於本貫"，即被告魏廷實原籍淶水縣。后此案因訴訟程序不合法，及有關官員恃權枉判，引起中央御史台的干預，最終在皇帝過問下才得以解決。
然而，凡涉及六品以上官的訴訟案件，任何官署皆不得擅斷和處罰，須奏聞皇帝而後決。如大定年間，平章政事烏古論元忠奉詔提控元妃李氏葬禮事務。"都水監丞高杲壽治道路不如式，元忠不奏，決之四十。"監察御史張景仁劾奏元忠"輒斷六品官，無人臣禮。"世宗對此予以嘉許："卿劾奏甚當"，並令左宣徽使蒲察鼎壽傳詔戒敕元忠曰："監丞六品，有罪聞奏，今乃一切趨辦，擅決六品官，法當如是耶？御史在尊朝廷，汝當自咎，勿復再！"(41)
二、審判制度
（一）《州縣官聽訟條約》
金代州縣官權力較重，各類訴訟案件，"州縣官各許專決"(42)。這就使州縣官得以舍法而任意，操縱地方司法。
有金一代，州官審理獄訟而自行杖殺人犯的案例，俯拾即是。如大定年間，磁州（今河北滋縣）"素多盜，既獲而款伏者，審錄官或不時至，系者多以杖殺，或死獄中。"(43)楊伯仁任濱州（今山東濱縣）刺史時，"郡俗有遣奴出亡，捕之以規賞者，伯仁至，責其主而杖殺其奴，如是者數輩，其弊遂止。"(44)淄州（今山東淄博市）"劇盜劉奇久為民患，一日捕獲，方訊鞫，聞赦將至"，負責審理此案的同知軍州事石抹元"亟命杖殺之，闔郡稱快。"(45)濫施刑訊逼供，苦打成招，造成冤獄者，亦不乏其例。
海陵王時，某地以"黨人相結欲反"為由，收捕田贍等下獄，"且遠捕四方黨與，每得一人，先漆其面赴訊，使不相識，榜掠萬狀"(46)，田贍等皆死獄中。兀朮之子、廣寧府尹完顏亨被家奴誣告而入獄。"與其家奴並加榜掠，皆不伏"。海陵王遂派人將其殘殺於囚所。"亨比至死，不勝痛楚，聲達於外。"海陵聞亨死，佯為泣下，遣人諭其母曰："爾子所犯法，當考掠，不意飲水致死"(47)。可見金律規定有刑訊拷掠制度。大定年間，親軍百人長完顏阿思缽非值日帶刀入宮，其夜入左藏庫，殺都監郭良臣，盜取金珠。點檢司逮捕嫌疑者八人，"掠笞三人死，五人者自誣，其贓不可得"。后真兇銷贓時被查獲，伏誅。世宗指出："棰楚之下，何求不得。奈何點檢司不以情求之乎！"(48)並敕令撫恤刑訊中的冤死者和誣服者，還亡羊補牢，禁止護衛親軍非值日，不得帶刀入宮。
世宗時，一老嫗與其兒媳憩道旁，兒媳與所私相從亡去。有人告知老嫗其媳去向，老嫗遂報告伍長並一道追尋。恰好"有男子私殺牛，手持血刃，望見伍長，意其捕己，即走避之。嫗與伍長疑是殺其婦也，捕送縣，不勝楚毒，遂誣服。"后老嫗"得其婦於所私者"(49)，此冤獄才真相大白。
承安五年，翰林修撰楊庭秀向朝廷奏報了地方司法的黑暗狀況："州縣官往往以權勢自居，喜怒自任，聽訟之際，鮮克加審。但使譯人往來傳詞，罪之輕重，成於其口，貨賂公行，冤者至有三、二十年不能正者。"鑒於此，章宗敕令訂立《州縣官聽訟條約》，"違者按察司糾之"(50)，將州縣官的司法活動納入依法管理的範疇。這不僅使州縣官在履行司法審判職責時有章可循，也為監察機關糾舉州縣官違法瀆職提供了依據。
到金末宣宗南渡后，地方司法秩序又陷於混亂。正大二年（1225年），諫官陳規奏報哀宗："今河南一路便宜、行院、帥府、從宜凡二十處，陝西行尚書省二、帥府五，皆得便宜殺人，冤獄在此不在州縣。"(51)
（二）大理寺審判案件的期限。
金律限定：大理寺斷獄，"決死囚不過七日，徒刑五日，杖罪三日。"(52)但實際上大理寺並未認真遵守此項制度，雖然"法有程限，而輒違之"，辦案拖沓，"以致事多滯留"。大定十七年，世宗曾就此問題追究宰臣的責任："比聞大理寺斷獄，雖無疑者亦經旬月，何耶？"並敕令尚書省："凡法寺斷輕重罪，各有期限，法官但犯皆的決，豈敢有違！"(53)以期提高司法機關的辦事效率。
三、判決的執行
（一）笞杖刑的執行
笞杖刑雖較輕，但屬於身體刑，並帶有恥辱刑的性質。故有一定身份地位者，往往通過以錢財贖刑等途徑規避體罰的實際執行。為此，金律對於某些貴族官僚犯罪案件，在判處笞杖刑時，特別附加了"的決"的規定，要求必須實際執行，不得贖免。如大理寺受理的案件須在法定期限內審結，違者有罰，"法官但犯皆的決"另一項詔制規定："職官犯故違聖旨，徒年、杖數並的決。"(54)不過，世大宗對貴族官僚頗為優容，職官犯罪大多可以贖免，附加"的決"之例，尚不多見。"定間，監察坐罪大抵收贖，或至奪俸，則外降而已，間有的決者皆有為而然也。"(55)明昌四年，拱衛直指揮使紇石烈執中，因"監酒官移刺保迎謁后時，飲以酒，酒味薄"，將移刺保毆傷，被"的決五十"。(56)泰和六年，章宗針對地方官吏查緝私鹽不力，致使各地私煮盜販者成黨，國家鹽課收入大量流失，敕令加重地方官的緝私責任。"諸統軍、招討司，京府州軍官，所部有犯者，兩次則奪半月俸，一歲五次則奏裁"，特別是專司緝私職責的"巡捕官但犯則的決，令按察司、御史察之。"(57)
到金末宣宗時，國勢日蹙，對職官犯罪的處罰日漸加重，通常都規定"的決"。時任參知政事的張行信曾提到："今法，職官論罪，多從的決"；並上疏宣宗，對當時"監察御史多被的決"的狀況表示異議，認為"無問事之大小，情之輕重，一概的決"(58)，太過分了。
宣宗貞
四年（1216年）詔定："若人使入國，私通言語，說知本國事情；宿衛、近待官、承應人出入親王、公主、宰執之家；災傷闕食，體究不實，致傷人命；轉運軍儲而有私載；及考試舉人關防不嚴者，並的杖"；監察官"若任內有漏察之事應的決者，依格雖為稱職，止從平常。平常者從降罰。"(59)
法杖仍有一定的規格。章宗明昌四年（1193年）頒行的《銅杖式》，明確限定了法杖的尺寸、厚薄，並向地方官署頒發了標準式樣。
施刑的部位，金初罪無輕重悉笞背，熙宗時改為臀、背分決，海陵王又"以脊近心腹"，禁止杖背。但實際上，地方官往往不遵法式，任情立威，隨意使用大杖，甚至置鐵刃於杖端行刑，多致人死。
（二）徒刑的執行
金代徒刑判決的執行，通常要附加決杖，如徒五年加杖二百，徒四年加杖一百八十等。"杖無大小，止以荊決臀。"(60)決杖之後，即將徒囚投入強制勞作。管理徒囚的官署叫作院或都作院。作院設作院使和作院副使，"掌監造軍器，兼管徒囚，判院事"，設牢長掌"監管囚徒及差設牢子。"(61)牢長和牢子是具體管理徒囚居作的人員。地方徒囚"拘役之處，逐州有之，曰都作院"(62)。"隨府節鎮（都）作院使副，並以軍器（庫）使副兼之"(63)。可見，金代徒囚有相當一部分從事兵器製作。"所徒之人，或使之磨甲，或使之土工，無所不可。腳腕以鐵為鐐，鐮鎖之。罪輕者用一，罪重者用二，朝縱暮收，年限滿日則逐之，使不得依舊為百姓。"（11）
此外，金朝對某些特殊身份的徒罪犯人，如婦女及"家無兼丁"者，實行以杖代徒，即用決杖代替徒刑居作。
（三）死刑的執行
金代死刑判決的執行，仍實行秋冬行刑等適時行刑制度。世宗大定十三年詔："立春后，立秋前，及大祭祀，月朔、望，上下弦，二十四（節）氣，雨未晴，夜未明，休暇並禁屠宰日，皆不聽決死刑。惟強盜則不待秋後。"(《金史》卷四五《刑志》)在死刑執行程序上，仍沿用華夏王朝傳統的復奏制度。即死刑判決核准后，須反覆奏聞皇帝才能執行。如承安元年，章宗敕尚書省："刑獄雖已奏行，其間恐有疑枉，其再議以聞。人命至重，不可不慎也。"(②《金史》卷一0《章宗二》)
四、監獄管理制度
金初拘押人犯的場所比較簡陋："其獄，掘地數丈，置囚於其中。"(《歷代小史》卷六二《金志》) 太宗時，宗翰（即粘罕）專權，下令"諸州縣置地牢，深三丈，分三層，死罪居下層，流徒罪居中層，笞杖罪居上層。外起夾城，並以壕溝重圍。"(《大金國志·太宗紀》)金代監獄的主要功能，並非執行刑罰的場所，而是臨時拘押人犯的地方。其監管的人員，不少是未決人犯或已決而待執行的罪囚。
金入主中原建立比較穩定的統治后，在中央和地方普遍設置了較為正規的監獄。中央監獄設於御史台，由御史大夫的屬官獄丞（從九品職）管理。如世宗時，將陵縣（今山東德州市）主簿高德溫"大收稅戶米，逮御史獄。"(《金史》卷一0七《高汝礪傳》)
地方監獄設於各京府、節鎮、州縣。提控獄囚的職官為司獄。諸京留守司和諸節鎮的司獄為正八品職，而其餘官署的司獄為正九品職。司獄的屬吏有司吏一人，公使二人，典獄二人。典獄掌"防守獄囚門禁啟閉之事"，其下有獄子具體執行"防守罪囚"事務。為了加強監獄管理，大定十一年，世宗詔令："應司獄廨舍須近獄安置，囚禁之事常親提控，其獄卒必選年深而信實者輪直。"(《金史》卷七《世宗上》)
監獄管理立法也日漸完善。泰和元年，朝廷將建國以來的獄政管理法令加以整理，彙編成《獄官令》一百零六條，列入《泰和律令》予以頒行。此外，金朝還沿襲華夏曆代王朝傳統的"錄囚"之制，隨時派遣審錄官巡視各地監獄，訊察獄囚，平反冤案，決遣淹滯，施行寬赦，藉以標榜仁政。世宗大定十二年制："禁審錄官以宴飲廢公務"(
《金史》卷八《世宗中》)；大定十七年詔："朝廷每歲再遣審錄官，本以為民伸冤滯也，而所遣多不盡心，但文具而已。審錄之官，非止理問重刑，凡訴訟案牘，皆當閱實事非，囚徒不應囚系則當釋放，官吏之罪即以狀聞，失糾察者嚴加懲斷，不以贖論。"(《金史》卷四五《刑志》)章宗泰和四年，"以久旱……遣使審繫囚，理冤獄。"(《金史》卷一二《章宗四》)宣宗貞
四年敕令"參知政事李革審決京師冤獄"；興定二年（1218年）"詔諸郡錄囚官，凡坐軍期者皆奏讞"；興定四年又"敕有司閱獄，雜犯死罪以下皆釋之。"(《金史》卷一六《宣宗下》)
①《金史》卷八《世宗中》
②《金史》卷七三《守能傳》
③《金史》卷五四《選舉四》
④《金史》卷一0六《術虎高琪傳》
⑤《金史》卷一六《宣宗下》
⑥⑧《金史》卷四五《刑志》
⑦《金史》卷九五《董師中傳》
⑨《金史》卷八四《高楨傳》
⑩《金史》卷一一0《程震傳》
(11)《金史》卷七三《宗雄傳》
(12)(20)《金史》卷九《章宗一》
(14)(17)《金史》卷一二《章宗四》
(13)《金史》卷九八《完顏匡傳》
(15)《金史》卷五七《百官三》
(16)《金史》卷四五《刑志》
(18)(19)《金史》卷八《世宗中》
(21)《金史》卷八五《永中傳》
(22)《金史》卷四五《刑志》
(23)《唐律疏議》卷二四、《宋刑統》卷二四
(24)《金史》卷一二七《孝友傳》
(25)《金史》卷六《海陵王紀》
(26)《金史》卷七六《完顏袞傳》
(27)《金史》卷七七《完顏亨傳》
(28)《金史》卷一二五《韓 傳》
(29)《金史》卷七六《完顏襄傳》
(30)《金史》卷八五《世宗諸子傳》
(31)《國語·周語》
(32)《雲夢秦簡·法律答問》
(33)《元史》卷一四六
金朝訴訟審判制度論略 標籤：三項制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