她曾任中華民國大總統袁世凱的機要秘書；她曾任北洋女子師範學堂校長，培養出鄧穎超、許廣平等多名女界精英；她曾與“鑒湖女俠”秋瑾同榻而眠，呼籲革命；她曾周遊歐美，雄踞講壇；她造詣深厚的詩詞創作更是獨佔鰲頭，被譽為“近三百年來最後一位女詞人”。她迎風呼嘯，如一抹流星劃過上世紀20年代的沉沉天際。
幼年寄人籬下
呂碧城，安徽旌德縣人，生於清光緒九年(1883年)。呂碧城12歲時，詩詞書畫的造詣已達到很高水準。呂碧城著有《信芳集》、《曉珠集》、《香光小錄》等十幾本詩詞集，被近代詞學理論家龍榆生稱為“近三百年來最後一位女詞人”。
呂碧城雖然出生於書香門第，幼時卻也經歷了一番坎坷。她9歲時便與同邑一汪姓鄉紳之子訂婚，不諳世事的她不能主宰自己的命運。13歲那年，她的家庭發生了重大變故，父親病逝，因無子嗣，全部家產被惡意族人霸佔，並唆使匪徒將母親嚴氏強行幽禁。小小的呂碧城挑起重擔，給父親的朋友和學生寫信，四處求人告援。一時間各種壓力紛紛來到安徽的各級政府，官員們不敢怠慢，囚禁多時的母親得以脫險。但碧城“夫家”卻起了戒心：她小小年紀就有如此能量，能夠“翻雲覆雨”，這樣的媳婦日後過了門恐怕難以管教，於是落井下石，提出退婚。呂家自此劫難後門祚衰微。孤兒寡母，勢單力薄，只得委曲求全。那時女子定婚身不由己，而被退婚則當做奇恥大辱。這段痛苦的經歷，在幼小的碧城心裡留下了刻骨銘心的烙印。
生活失去着落，母親便帶着4個尚未成年的女兒，投奔在塘沽任天津鹽運使的舅父嚴鳳笙。1903年春，戊戌變法深入人心，20歲的呂碧城有意到天津“探訪女學”，遭到腦筋陳舊的舅父的嚴詞罵阻。呂碧城“決與脫離”，第二天便逃出了家門，踏上去往天津的火車。她身無分文，就連行裝也沒來得及收拾。舉目無親的呂碧城在火車上遇上一位好心人——天津佛照旅館的老闆娘，當她了解到呂碧城的情況后，便將她帶到自己的家中住了下來。由於呂碧城沒有經濟來源，生活一時陷入困境，便四處轉悠。她無意中得知了舅父署中秘書方君的夫人住在天津濱江道的《大公報》社，就給她寫了一封信，述說自己的經歷和來津的種種情況，情真意切地尋求援助。
這封信恰巧被《大公報》總經理兼總編輯英斂之看到了，他同情呂碧城的遭遇，也為她信中的文采所傾倒。惜才愛才的英斂之親自前往方夫人的家中探訪，當即決定邀請呂碧城擔任《大公報》見習編輯，讓她搬到報館居住，呂碧城自此成為我國新聞史上第一個女編輯。
敢為秋瑾收屍
1904年6月10日，住在天津《大公報》英斂之家中的呂碧城正在看書，門房高舉着寫有“秋閨謹”的名片稟報。呂碧城但見來人穿着男裝，梳着髮髻，身材修長，風度翩翩。寒暄之後，果真是大名鼎鼎的女俠秋瑾，她們相見恨晚。
原來，從事婦女運動的“鑒湖女俠”秋瑾也曾用過“碧城”名號，京中人士都以為呂碧城的詩都出自秋瑾之手，鬧出了許多誤會。秋瑾尷尬之餘拜讀了呂碧城的詩詞和蕩氣迴腸的文章，深有感觸，很想見見這位譽滿華夏的奇女子，於是她便趕到天津造訪。相見之間，秋瑾發現呂碧城果然談吐不凡，尤其是她們對於女權及社會變革的看法也頗相一致，於是秋瑾“慨然取消其號”，而“碧城”從此為呂所專用。
後來，秋瑾因起義失敗罹難，無人敢為其收屍，呂碧城強忍悲痛，冒着極大風險安葬了好友。看守清軍得知這個前來收屍的女子就是譽滿華夏的呂碧城，也無可奈何。
1912年3月，袁世凱當選中華民國臨時大總統，他雖然抵制呂碧城的革命思想，但卻十分賞識她的才學，於是聘用她為總統府機要秘書，成為當時中國女子任此高職的第一人。
在呂碧城任總統府秘書時，袁世凱之子，風流倜儻的“寒雲公子”袁克文愛上了比他大7歲的才女，經常作詞寫文傳給呂碧城。兩人時相唱和，並有了交往的機會。呂碧城還經常參加袁克文組織的北海詩酒聚會，與京城名士唱和酬酢。呂碧城後來去滬，兩人詩詞、信件不斷。及至袁克文10年後定居天津，兩人還有詩詞酬答。他們之間的交往只是停留定格在“詩詞”上。談到這段沒有結果的神交，呂碧城淡淡一笑：“袁屬公子哥兒，只許在歡場中偎紅依翠耳。”——原來，呂碧城只是把他當作可以結交的朋友。而呂碧城一生都沒有進入婚姻。
孤寂逝於香港
袁世凱稱帝失敗后，作為機要秘書的呂碧城也難逃公眾輿論，遭到國人斥罵，她深陷此苦，產生了去國離鄉的想法。1919年，其母病逝后，一個偶然的機會，她信仰了佛教，開始守五戒、茹素。
1920年，呂碧城自費進入美國哥倫比亞大學研習美術，進修英語，學習了4年後才回國，完成了《美利堅建國史綱》、《信芳集》等著作。出版時，她將自己的時髦照片印上，風姿娟然。
1926年，呂碧城再度隻身出國，此次走的時間更長，周遊美國、法國、瑞士、意大利、奧地利、德國、英國等地。此時正值西方盛行動物保護運動。1929年，她作為唯一受邀的中國人，前往維也納，參加“萬國保護動物大會”，並登台演說。呂碧城頭戴珍珠抹額，身穿金孔雀圖案的晚裝大衣，用英語慷慨陳詞，備受矚目。
後來呂碧城移居香港。1943年1月24日，61歲的呂碧城病逝於香港。她早年與家裡鬧翻，聲稱“不至黃泉毋相見”，所以死的時候沒有一個親人在身邊。她將自己全部財產20餘萬港元捐給了佛寺，並留下遺囑：“遺體活化，把骨灰和入麵粉為小丸，拋入海中，供魚吞食。”這正應了嚴復當初的慨嘆：“此女不嫁，恐不壽也。”
（摘自《文史精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