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九五九年
“社會主義好，社會主義國家人民地位高，反動派被打倒，帝國主義夾着尾巴逃跑了，全國人民大團結掀起了社會主義建設新高潮。”這是一個狂熱的年代，有人被勝利沖昏了頭腦，忘記了自己的存在，忘記了人可以“不食人間煙火”的本性。
“一萬年太久，只爭朝夕。”“超過英國老王牌”一代偉人向全國人民宣戰：全民動員大鍊鋼鐵。土法上馬，一切土辦法，煉的鋼鐵無法分離，徹底失敗。
這一年，成立了“人民食堂”。“人民食堂”的成立，就是家家不準自己做飯，一個村子幾百戶人家集中在一起，統統在食堂吃飯，挑選最大的房屋當“食堂”。當時，我家是這個年代損失最大，受害最深的人家，也是“革命”最徹底的人家。我們全家老小四口人被搬到了別人家，自家的財產全部不動用，歸為集體。各家裡把自己的面、肉、油、鹽、醬、醋、鍋、碗、筷、茶具、糧食全部搬到了一起，家家不準生火做飯，豬有豬圈，牛有牛圈，麵粉幾家集中在一起成為“面”山，各種茶具在大廳中明光閃閃。人們做完了農活，在“食堂”吃飯吃得津津有味，每天像過年一樣，每天殺豬、殺羊，人民跑步進入了“社會主義的高級階段，正向共產主義闊步前進”。
“吃飯不要錢，勞動不計報酬”，“全國人民是一家人”，吃飯不問那裡人，不分村社，不到一年全村的豬殺光，面吃完了，牛也殺光了，有權有勢的，大隊隊長，食堂管理員，大師傅，半夜三更向家裡偷麵粉偷糧食，深更半夜，在自家起小灶，管理人們生活的隊長都利用職權，私分、多分，人民的生活一落千丈，人們為吃不飽肚子而發愁，再加上“全民動員”“土法上馬”“大鍊鋼鐵”這又給人民生活上雪上加霜。
“全民動員，大鍊鋼鐵”這又是一個創舉，為了完成任務家家的鐵鍋被打碎煉鐵，一年人們辛辛苦苦煉成的鐵無人收，無人管，都鋪路了。鐵渣不能分離，鐵沒煉成，家家的好鍋都打碎，付之東流。狂熱的人民、狂熱的國家在深思，誰離開了科學規律，誰離開真理，誰就會失敗，蠻幹代表不了科學，狂熱代表不了“實事求是”，農作物在荒蕪，雜草縱生。耕牛被殺，幾百戶人家只有七、八頭牛種田，擺在人們面前的只是為了吃上飯而發愁掙扎。難道說“貧窮就是社會主義”，“大鐵鍋就是社會主義”，不食人間煙火的人們在深思、探討。但是，在錯誤與真理面前有好多人付出了生命，倒在了飢餓中再沒有起來，敬愛的彭德懷總司令在《湖南考察報告》中說了實話，“人民公社不是太少而是太多。一大二公不符合社會發展邏輯，我們打下了天下。就要讓人民吃上飯，過上幸福生活”。由此，在十年浩劫中被打倒了。
一九六零年
那是一個難忘的年頭，也是“人民食堂”成立的第二年，我已十一歲，真是長身體的時候，當我看到食堂門上，“食堂巧煮千家飯，千人誇來萬人傳”顯目的對聯，我心發慌，腿打顫。我上小學四年級，每天放學回家，我們全家只能從“食堂”打一碗清的照見人影的麵湯，我們姐弟倆只有吃野菜充饑，當時勞動力亂調，土地荒蕪，每天挖野菜水煮后，泡在清湯中吃，由於吃菜多，面少我們全家開始浮腫。二姐因為誤吃野菜中毒而三天三夜昏迷不醒，母親大哭着一勺一勺用清湯喂二姐，我也跟着大哭。當時每人每天只有三兩面，不如今天一個饅頭，再加上“大師”、“隊長”、“管理員”所有社裡有權力的人們偷或貪污，到社員口只有幾兩面，人們生活在飢餓中渡過，飢餓的連走路也走不動，有個別人浮腫后餓倒再也沒有起來。全村人的吃飯穿衣只有隊長說了算，正是苦了人民，他們的家族勞動輕，全部在管人，好的地方，吃飽肚子的地方，全是自己人，大師、管理員、記工、保管員都好吃懶作。臟活、累活讓母親干，母親每天要擔十幾擔水，洗幾百戶人家的碗，洗十幾口大鍋。冬天，母親的手流血，雙腳凍腫。但是，母親還怕這種苦活被別人搶去。因為食堂乾的這種雜活，可以多刮幾鏟鍋里的“渣渣”吃，盛下的一碗清湯讓我們姐弟倆多吃點，偉大的母親，在艱苦的歲月里，您為兒女們付出的太多太多，在此不一一列舉。
“寧叫捂臭，不讓人兜”這是那個時期的順口溜。這是一個饑寒交迫的年代，由於有權有勢的“家族”不勞而獲，很少勞動。一到秋天，沉甸甸的麥穗滿地都是，為了快收，所有飽滿的麥穗都被埋到了土裡，因當時誰若拾一個麥穗就是偷“集體”的東西。而當時有權有勢的“隊幹部”、“土八路”可以明目張胆地割麥穗，拿回家去，無人敢管。我母親只能在無人主意時，偷偷的在口袋中拾幾顆麥穗。回家后，在火炕眼中燒熟讓我們吃，我們在沒有燈光的深夜，吃得很香很香，當我們發現母親沒有吃時，我們哭了。我們全家常為幾粒糧食、一口飯，你讓我、我讓你，推讓不止。
為了生活，我十二、三就挑起了家裡的重擔。每到暑假，我和孩子們，天不亮就到離家三十里的“三角石”、“兔石山”去打“榭榭”，“榭榭”是野糧食，一天打幾十斤，每天積累起來，燒熟了和野菜一塊吃。
“榭榭”是一種野草類，一顆接幾粒，它的成長期和莊稼一樣，成熟后只有十幾天就要落掉，在收割莊稼的時候，大人們不讓外出，只有娃娃們才能收到。記得有一次，我去了我姐姐的家，姐姐的公爹是個大知識分子，五八年被打成右派下放到農村改造。他拉着我的手說：“侄子，我沒有什麼好吃的，我給你一個點心吃吧。”他顫抖着手，從口袋裡拿出手掌大的一塊“榭榭”面與野菜和成的餅子，那時的吃的正和“人蔘”一樣值錢，我吃得非常香。此情景到現在記憶猶新，“榭榭”是紅色的，生芽成甜味，極熱，燒肚子幾天不能大便，但它畢竟是野糧食，就是那個年月養活了一些人。野草與糧食都是人類不可缺少的，一樣養活人，不可一概剷除。更在那個“疾寒交迫”的年代里，糧食與野草是人們不可缺少的必需品，也是祖國母親的“孿生兄弟”。
今天，在富麗堂皇的酒店、飯莊，人們的生活極度的富裕，那些大官、貴族，吃遍了山珍海味，當年六十年代就養活人民的野菜——苦苦菜、人生果、角麻、柳葉菜……也登上了大雅之堂，憶苦思甜，價格昂貴，調劑口味，這是對野菜的回報，也是給予野菜、雜草的平反，歸功於最困難的時代，我深深地體驗到了三年自然災害的年代。使我永生不忘，從生活實踐中，我更體會到，糧食與野菜是相親相愛的，對大眾是有益的，不能一概除之。正是這些野菜在六十年代給了我們的生命，使我們生存到了現在。
“他為人民謀幸福，他是人民的大救星。”中國半殖民地、半封建的舊社會結束，“三座大山”推倒了，人民當家作主，中國人民站起來了，第一顆原子彈上天了。難道“貧窮”或“公有制”就是社會主義？青年時期的我，一直在深思。
毛主席提出，“政策和策略是黨的生命，各級領導同志，務必充分注意，萬萬不可粗心大意。”一種制度，一個路線，無論怎樣也離不開實踐與真理的檢驗。我深刻地體會到了實踐是檢驗真理的唯一標準，為了贏得真理，一些人付出了血的代價。
“父親是天、母親是地”，孩兒的成長離不開父親的教導，母親的哺育。六十年代初的三年，是最困難的時期。那年頭，父親在糧站工作。父親由於忙於工作，建設糧站，發放供應糧，幾年不回家，我們在困難中多麼盼望父親。當時社會上有一個順口溜在群眾中廣為流傳，“吃死的糧站，富死的商店，窮死的教員，餓死的社員”。後來父親知道家裡挨餓，日子難以渡過，他給家裡捎來了一些炒麵，才挽救了我們全家的生命。
我的大姐，三年的困難時期在“夏河師範”讀書。今天我與孩兒們、大姐們說起時，笑得眼淚只淌，當時交通極不方便，再加上無錢，我的大姐從夏河縣步行三天，走到了我父親工作的地方—“甘南州”糧站。大姐餓極了，一口氣吃了八個饅頭二斤多，還搶着要吃，父親阻止住，怕飢餓的人被撐壞了肚子。這些事我還記憶猶新。今天我和大姐與孩兒們說起時，孩兒們笑得前仰後合。
父親是家中的頂樑柱，在三年困難時期，很多學生由於吃不上飯而失學，是父親供給了大姐夫上“蘭州大學”的費用，使他沒有失學。因為，當時，我姐夫的父親是知識分子被打成了右派，被開除公職下鄉勞動改造，沒有經濟來源，我的倆姐夫都是定的“娃娃親”，當時很講究門當戶對，都是知識分子的家庭。時隔三十年，當我母親去世時，我大姐的公爹前來弔孝，雙手執香，長跪不起，八十歲的人大哭：“親家母是您馮家養活了我付家，付家兒孫滿堂都吃皇糧，離不開親家呀”。這些作為大孝子的我一一看在眼裡，淚水直流。偉大的父親，血濃於水的柔情，啊！您的貢獻太大，挽救了兩家人的命運，三代人……
一九六零至六三年，由於生活貧窮上不起學而耽誤了我的學習，父親只有從頭教育入手，每天讓我寫一篇日記。父親工作期間，從圖書館借來很多書，讓我讀，在少年時期由於父親的教育，我借讀過很多書，有《青春之歌》、《董存瑞》、《黃繼光》、《青春》、《林海雪原》、《紅岩》、《第二次握手》、《苦鬥》、《野火春風斗古城》……外國書有《鋼鐵是怎樣煉成的》、《牛虻》、《流浪者》、《苦菜花》、《農奴》……讀了革命烈士的書籍，從小心靈中被英雄人物激蕩，被烈士們的鮮血為建立新中國可歌可泣的事迹打動，一定要向英雄們、烈士們學習，長大一定報效祖國，像他們一樣，為親愛的祖國，為中華人民共和國建設流血犧牲貢獻自己的力量，學習他們不屈不撓的革命精神，為祖國英勇獻身在所不辭。
少年時期，愛國家，向英雄人物學習，心中的熱血在奔流，發奮讀書，報效祖國，是父親鼓舞了我，給我力量。父親給予了我的生命，又挽救了我第二次生命，父親在童年時代用革命烈士英雄的事迹教育我，在我學生時代，“十年文化大革命”中，是英雄的毅力，“牛虻”起死回生的力量，保兒、可查金的不屈不撓的精神，“渣子洞”、“集中營”烈士們對真理的高叫：“任你把皮鞭舉得高高，任腳下響着沉重的腳鐐，這就是我一個共產黨員的自由，高唱凱歌埋葬蔣家王朝”是烈士們的誓言，不斷鼓舞着我，鞭策着我成長、成熟、堅強、忍耐，我在“殘酷鬥爭”、無情打擊、流血的棍棒政策下沒有倒下去。我迎來了改革開放的春潮，闊步走上了富裕之路，為達到小康而努力奮鬥。我耳聞目睹了偉大的祖國，今天的歡聲笑語。“人最寶貴的東西是什麼，是生命，生命屬於人只有一次，當你回憶往事時，不會為自己碌碌無為而喪悔。”保爾的精神，“江姐”的“紅梅贊”的歌聲，激勵着我贏得了黎明前的黑暗。在逆境和黑暗中，不斷鞭策着我，鼓舞着我，使我實現將來的“小康”。少年時代的書沒有白讀，“人的生命是有限的，可是為人民服務是無限的”這些都是我青年時期前進的動力。
一九六二年
毛主席說：“奪去全國勝利只是二萬五千里長征走完第一步，以後的路程更長，更偉大，更艱苦，黨的政策決定之後，幹部是決定的一個重要因素，一天不學習趕不上劉少奇”。
一九六二年，我十四歲了，偉大的祖國也度過了十四個春秋。這個年代的“劉鄧”路線是我少年時閃光的太陽，我從少年時代才懂得什麼好，什麼壞。那時，在“劉鄧”路線的指引下，六一、六二年的“大鍋飯”、“人民食堂”解散了，人們高呼“好得很”。奔走相告，飢餓的人們露出了笑臉，每家每戶重振家園，恢復了生產。敬愛的劉少奇同志向人民發出了生產的自救。為了渡過難關，在農村實行了“三自一包、四大自由”，人們精神振奮，大人小孩拿着鋤頭、揮舞着洋鉤向荒山要糧。我母親也帶着我上山開荒，當時我家開了半畝地，糧食當年就豐收了，小豆白登登，麥子金燦燦，我們從這年就吃上了飽飯，白面饅頭，街道上也出現了賣油餅、饅頭，一個餅子二元錢。我親眼看見一個餓漢一連吃了二十個餅子，從懷中掏出了二十個白元，他說：“要這個幹啥，我爺爺有錢無糧餓死了，錢不能救人命、糧食才是寶中之寶，民以食為天”。當時的人民從狂熱激情中醒悟，狂熱代表不了真理。口號換不來饅頭，人們高呼着“三自一包”好，“四大自由”好。“劉鄧”路線的指引，人們一年就擺脫了飢餓，糧食豐收了，先集體后個人的政策大得民心……。
什麼是“劉鄧”路線，用今天的生活來說，就是改革開放放山養羊，人們活了。
我記得少年時期的一個運動，向貪官開戰，反貪污、反浪費，向三年困難時期多吃多佔的貪官開戰的“四清”運動。清組織，清思想、清貪官、清浪費，所謂“四清”。在三年困難時期向多吃多佔，貪污腐敗的貪官批判鬥爭，讓人民審判，向黨和人民交出物資，交出現金，為人民退賠，罪大惡極的被判了刑，開除了黨籍，罷了官，在萬人大會上向人民低頭認罪，人民歡聲雷動，“打倒貪官，共產黨萬歲！”。人民高唱“沒有共產黨就沒有新中國。共產黨她一心救中國”的歌聲振天。大生產掀起高潮，飢餓的人民向荒山進軍向荒山要糧，重新養畜、養雞，當時豬幾乎絕種，一個豬仔高達一百元，相當於今天一千元，還買不到。一個鐵鍋高達五十元，為大鍊鋼鐵，家家的鍋，煉了鋼鐵。三年擺脫了飢餓，三年解決了溫飽，蕭滌的市場物資豐富了，要啥有啥，狂熱的頭腦在清醒，在深思只爭朝夕，只爭朝夕的激情在破滅，糧食是寶中之寶，不食煙火的年代結束了。
偉大的人民在飽受飢餓后覺悟：口號代表不了饅頭，狂熱代表不了社會發展規律，任何決策都離不開檢驗，誰違背它，誰就要付出血的代價，腳踏實地，努力生產，揮舞钁頭，抓生產，廣積糧，不稱霸，才是農民唯一的出路。祖國啊！人民啊！自己再也不要折磨自己了，偉大的祖國啊！您渾身是傷，為兒女們付出的太多太多，人民啊，太苦太累，歇一歇吧！今後又是怎樣？“舉什麼旗，走什麼路是革命道路的首要問題。”
一九六五年五月十六日
那又是一個難忘的年代，這個年代從開始到結束整整持續了十年。在祖國的大地上，黑雲密布，刀削劍影，文攻武衛，把中國千年的文化，批了個透，翻了個底朝天。打倒走資派，鬥爭、奪權、反修這個運動像惡魔一樣在中國大地上，橫行了十個年頭。
“海瑞罷官”。海瑞罵皇帝，由江青、張春橋、姚文文在北京市發動文化大革命的烈火點燃，在文藝界開展香花、毒草的批判，掀起了文化大革命的衝天烈火，這場大火燒向全國各個角落，向颱風一樣捲入千家萬戶，這場鬥爭，是殘酷的十年、鬥爭的十年、“極左”的十年，冤假錯案縱生的十年，我家也是這場運動的受害者之一。
“利用小說反黨是一個新發現，全國共誅之，全黨共討之”。全國的小說、電影、戲劇、報紙、歌舞被審查、清理、政審，文藝界掀起了向糟粕、毒草的批判，十年文化大革命開始了。
在這年裡，我以優異的成績考上了“臨潭一中”，在全州七個縣的考生中名列第一，隨之上了初中二年級，文化大革命的烈火燃遍全國，也燃燒到了我們山高皇帝遠的校園，播文化大革命的種子，點文化大革命的烈火，揪“走資派”，打“保皇派”向資產階級開戰。“臨潭一中”必然大亂，校園裡向老師、校長的大字報鋪天蓋地，革命無罪，造反有理的歌聲此起彼伏。
毛主席向全國人民發出：“我的第一張大字報，炮打司令部。”清華大學聶元滓等七位同學寫的第一張馬列主義的大字報，何等的好啊！大長無產階級之氣，大滅資產階級威風。有些人顛倒是非，混淆黑白，圍剿革命派，壓制不同意見，妄圖把轟轟烈烈的無產階級文化大革命打下去，又何其毒也，“全黨共討之，全國共誅之”……毛主席帶上了紅衛兵袖章，轟轟烈烈的文化大革命開始了，我們是毛主席的紅衛兵，大風浪里練紅心，刀山敢上，火海敢闖，捨得一身刮，敢把皇帝拉下馬，敢革命，敢造反，這場文化大革命向混水一樣洗滌着祖國的各個角落，向一切舊文化、舊思想、舊風俗開戰，煽文化大革命的風，點文化大革命的種子，奪權、造反、革命，中央首長敢揪，省委書記敢斗，實現全國江山一片紅，當時由於父親老革命變成了走資派，我也受到了株連。當時在學校，我任學生會主席、文體委員，運動開頭是革命領導幹部的子弟，加入了“紅衛兵”，是運動的佼佼者。不到一月隨着父親的打倒，我變成了“黑五類”子弟，成為這場運動的門外漢，毛主席在首都北京向全國人民發出了接見“紅衛兵”的指示，全國大中院校的學生，乘車免費去北京首都授毛主席檢閱，分別接見八次，十個“貧下中農”子弟學生中選送一名學生去北京，我由於父親的原因，失去了這個機會。沒有上北京的學生由校長帶領去十五里的荒山開荒、種田學農。學生時代的激情，第一次遭到打擊，這到底為什麼？我沒有罪啊？隨之我被清出“紅衛兵”組織，清出學生會，撤消了學生會主席的職務，去荒山務農，我渴望自由，更渴望去北京接受毛主席檢閱。
當我校的第一批授毛主席一九六六年八月八日在北京接見時，喜報傳來，全校歡聲雷動，我只有發獃，當時全國“大串連”，各地大學生、中學生，國家免費吃住、乘車，省與省之間的青年學生相互交流經驗，煽文化大革命的火，點文化大革命的種子，我們是毛主席的“紅衛兵”，省委書記敢揪，縣委書記敢批，“走資派在那裡，就在共產黨內……我們是毛主席的紅衛兵，刀山敢上，火海敢闖，捍衛毛主席，捍衛黨中央，敢於反潮流，造反有理。”
一九六六年
一九六六年的那一天，是天給的，我一個難得的機會。我緊緊地抓住了這個機會，一對十二人組成的紅衛兵，“蘭州大學”的女學生，來我校搞革命。
世界是我們的也是你們的，你們青年人朝氣蓬勃，好像早晨八九點的太陽，希望寄托在你們身上，我從五十里的開荒農場回校辦伙食時，看見“蘭州大學”十二名大學生“串連”到我校，面向全校老師、學生，有聲有色地講演毛主席檢閱的激情場面，他們是第二屆聽從中央首長的指示，徒步走二萬五千里長征，重溫當年紅軍長征的艱苦鬥爭的生活。他們身穿綠軍裝，腰扎寬帶、身背背包、身掛水壺、包着裹腿，從“蘭州大學”重走“臘子口”來到我們“臨潭一中”，“造反有理、革命無罪，點文化大革命火，煽文化大革命風”，“煸風點火”戰鬥隊來到我校。給校長戴高帽子，大叫：“今天的年代是我們青年學生的年代，誰打擊紅衛兵，誰就反革命，誰反對紅衛兵，誰就反對毛主席的革命路線。絕不能以生產壓革命。同學們衝出去，沖向全國，沖向世界，沖向首都去接受毛主席的檢閱吧！”
天下是我們的天下，國家是我們的國家，我們不說誰說，我們不幹誰干，馬克思主義道理千頭萬緒，就是一句話，造反有理，根據這個道理於是就反抗，就鬥爭，就干社會主義。在“蘭大”學生的造反中，我們獲救了，隨之農場的勞動解散了，我們自由了，我們多麼想去闖世界，南飛的大雁，請你快快飛，革命派戰士永遠想念毛主席、想念北京。因為我們“黑五類”子弟沒有資格參加“紅衛兵”，所以我們只能以縣委書記，郭發永為代表的十五人組成了“甘南州”七個縣的第一個長征隊、“繼紅兵”。我們準備了八個月的伙食，每人每天由國家發半斤糧食、三角錢，領取全國通用糧票，由國家統一發下沒有領章的綠軍裝，打着裹腿，在鑼鼓口號聲中歡送的幾百學生與老師，儼然像出征的勇士，高舉戰旗，歌聲嘹亮。我們背着行李出發了。
在這次長征“串連”中，我們走過岷縣、甘谷、天水、馬烏、洛門，在“蘭大”學生的帶領下，揪斗過“洛門鎮”地委書記，這就是在我長征中斗的最大的官。
我們走過陝甘寧邊區、老何水縣、會寧縣。去過陝北劉志丹的家鄉，走過革命根據地，走過冀中平原、慶陽縣，參觀過“地道戰”，去過“大寨”，去過劉胡蘭紀念館。在人民英雄紀念碑——“生的偉大，死得光榮”的題詞前，留過影。我們也去過延安的楊家嶺，南泥灣、棗園，攀登過“寶塔山”。橫渡過長江、黃河，攀登過萬里長城、八達嶺、鐵索橋。在山西的太原市首次參加過對省委書記的批鬥，遊行示威，歷行七千八百里路，一步一步地走到北京。把“甘南藏族自治州臨潭一中”的旗幟獻到了英雄的紀念碑前。我們第一次看到了，首都百萬學生對老一輩革命家，羅瑞卿元帥等十位老帥的批鬥，他們被十幾輛大卡車押送着，有幾十個“紅衛兵”駕着“噴汽式”飛機，什麼叫“噴汽式”？就是由兩個人背折着雙胳膊向後、向上，一個人壓着人頭向下。在那場運動中有多少無辜者，因為駕“噴汽式”而折傷了雙臂，又有多少老革命，從此站不起來，殘忍地倒下去了。他們在脖子上還掛着幾十斤重的大牌子，“某某反黨、反社會主義、反革命分子，某某反革命分子、特務、內奸、走資派、叛徒。”幾十萬的紅衛兵大軍游遍北京。首都的大街小巷，口號聲，高音喇叭聲響徹雲霄。老帥們，打的青一片、紫一片。大型圖片發向全國，誰反對文化大革命，誰就是反革命。江青當時任中央文革付組長，是全國文化大革命的最高指揮官。全國發出戰果輝煌的“文攻武衛”，這就是首都北京的一幕幕，還有更殘忍的，在此不可筆述。
這次長征串連，是徒步串連，串連的隊伍，走到哪，吃到哪，不給錢。在這次徒步“串連”中，我看到了人民對我們的不滿情緒，在慶陽縣黃土高原的窯洞，晚上住宿，老百姓不接待，放出家中的狗，抱走了被子，拿走了席，我們只好住“孤炕”。在隆德縣、六盤山腳下，我去看老百姓，去過莊稼漢的房子，一個老爺爺在看《三國演義》，他驚慌失措地拿着書逃走，怕被燒掉。在延安吃飯，我們只有窩窩頭，小米粒，當時人民生活還是非常艱苦，在我們吃飯時常常圍滿了小孩子，我有意多拿些，把多餘的窩窩頭分給了孩子們吃，因為我的童年和青年也是在飢餓中渡過的。
在這次徒步串連中，我看到了“極左”路線，只搞文化革命不抓生產，不講民情、民風、民俗。
難忘的甘肅省“華家嶺”之行。華家嶺，起伏几百里的大山，松林，幾十里無人煙，幾天幾夜下大雪，行人絕跡。但是，我們的長征隊，天不亮就趕路，爬行曲崎的山嶺、山麓。每到山溝，鋪天蓋地的大雪被掃得乾乾淨淨，在征途中，我們看見了勞動人民，背着背頭，拿着掃把、鐵杴，正在嚴寒地凍中清掃積雪，他們凍得哆嗦發抖，衣裳很薄。可是遇見我們都露出熱情的笑容。勞動人民是多麼偉大的啊！步行定西縣，甘草店，榆中縣，會寧縣、鎮原縣，這些都是甘肅極度缺水的地方。還有乾旱邊區會寧縣，我們由於連續走路，腳都腫了。在定西縣休息了一天，更體驗了這裡的民情與艱苦。定西縣，在每家每戶的引水溝邊，都有一個水窖，睡覺前都放着蓋子，每當天下大雨門時，門前水溝中淌的水流進窖中，很不衛生，上邊有馬糞、牛糞，就是這樣，誰家也不能獨自灌水堵水，家家引的水，水質混臟，極不衛生。當我走了一天的路打水洗臉時，主人為難了。當我從接待站打來一壺水洗過臉，剛準備潑時，主人用手接住了，他又再次洗了臉，然後給羊，渴急了的羊像吃奶水一樣甜美，在，接待站，我們看到了“寧叫親人吃飯，不讓親人洗把臉”的情景，這是千真萬確的定西之行，也是社會的第一課。
“不管風吹浪打，勝似閑庭信步，萬里長江橫渡”。長江的竹排，偉大的人民，一九六六年十月，天寒地冷，長江遲遲沒有封凍，我們成百上千的長征隊來到了長江渡口，這裡的船夫，勤勞的人民，一排排渡船的，不收船費，擺渡我們過長江，他們不畏嚴寒，十幾個人穿着救生圈，用一排排竹排，一天要送幾千長征隊，當時我才十八歲，我記得，他們每當送我們一排都要捎話向毛主席問好，當“蘭州大學”、“西安大學”的學生送給他們錢時，他們一分也不要。質樸中厚的人民啊，這場文化大革命，又給你們帶來什麼？
“六盤山”之行，步行十幾天我們來到了隆德縣，六盤山腳下，由於連續行軍，腳發腫、腿發腫。我掉隊了，我在“隆德縣”休息了幾天，其他十四人去平涼縣。第二天，大雪封山，北風呼嘯，渾身凍得發抖，我喝了點酒，聽老鄉說，過“六盤山”要喝酒、吸煙，不然會中“煙障”的毒。這是“天高雲淡”的詩作出生地。我步步走去，這裡人煙稀少，一座座山、上山下山九十里，大雪封山，北風呼嘯，我更體驗了二萬五千里長征紅軍的艱苦生活。在“六盤山”上空一架飛機向我們揮動紅旗撒下傳單，“林付主席是毛主席最可靠的接班人。”
成都軍區向“紅衛兵”致敬，我信心十足一口氣跑到“六盤山”最高峰，六盤山：“天高雲淡，望斷南飛燕，”不到長城非好漢，屈指新城二萬，六盤山上高峰，紅旗滿卷西風，今日長纓在手。何時縛住蒼龍。西風烈，長空燕叫霜程月。偉大的詩作出生之地，這裡確實天寒地凍，幾十里無人煙，也無大雁，全山六大盤，名為“六盤山”，右邊鎮原縣，左邊平涼縣……。
下午四點，天色昏暗，遠處不時傳來狼吼聲，我毛骨悚然。在“捨得一身刮，敢把皇帝拉下馬”的口號下，什麼也不怕，只有工人階級兄弟的深情。在大雪中一輛車停在我身邊，“紅衛兵，你去哪裡，請上車”。我說：“不，我要一步一步地走到北京去，不然對毛主席不忠。”兩個師傅笑着說：“這裡離平涼縣還有幾十里，你會凍壞的或被狼咬了，那才叫更不忠呢。”我被強行拉上車，把我送到平涼，已是晚上十點鐘。這天是“元旦”，我們在平涼過了一個“元旦”節。
一路長征一路歌，長征是宣傳隊，是播種機，是煽風點火隊，在這次“串連”中，我更體驗到了勞動人民的無私。但在這場運動中，我們為人民做了些什麼，深思、探討驗正。究竟誰對誰錯？
一九六六年，我們在北京過了大年三十。我們去過中南海，參觀過革命烈士紀念館、歷史博物館，進過天安門，參觀故宮，參觀過大專院校與造反派組織的遊行示威。去過“北京大學”、“清華大學”，同時也參加過保衛檔案館的學生組織，也得到首都學生的贊同。當時首都北京，每天每夜，口號聲、高音喇叭聲，此起彼伏，打到“劉、鄧、陶”、打倒“彭、羅、陸、楊”的口號，徹夜難眠，幾乎所有的老革命，老帥都在呼打倒，都被列為“走資派”。各級黨政機關天天都有造反派組織的衝擊和打砸。在首都，由於造反和衝擊，各級政府辦公室無法正常辦公，一切命令由中央文革說了算，飛機停機，火車晚點是常事。革命就是打爛一個舊世界，建立一個新世界，破舊、立新。
在北京日日夜夜的二十天里，由於“串連”的學生特別多，分派吃飯，住宿非常困難，我們只好住在“陶然亭”，地下室接待站里，六十個學生打地鋪住宿，每天吃米飯。當時北京一隻最有名的“醬填鴨”只有二十二元，一碗素麵，帶湯麵無肉，一角錢，比“蘭州”素麵貴二分。而且所有食品，吃時都要用北京市的糧票，我們要吃東西，只有用全國統用糧票換北京糧票，當時處於困難時期，全省都有自己的糧票，只有全國統用糧票全國能用，記得我從北京買了各種名貴好吃，什錦果脯蛋糕，挂面五十斤食品用大包裝着，幾千裡帶回老家，年邁多病的父母親，高喊，“我的兒呀、這麼好的食品見都沒見過，這就是北京人吃的”。母親捨不得吃送給了親朋好友，天下有這麼好的東西沒見過那也是個機遇，隨着生活的惡化，家境日夜敗落，我母親再也沒有吃過北京的蛋糕、點心、挂面、十錦果脯、等等。娘啊，這是我一生中對母親的最大的一次孝順，兒再也無能為力了，母親直到去世還念念不忘北京的食品。母親啊，是兒不孝，而是當時的處境，兒也沒辦法。六十歲的我，淚水滿面，哭不出聲：顫抖的筆啊！停一停。最令人傷心的事情是，父母供出了自己的兒女、女婿，由於歷史原因家庭的落敗年月，我的大姐在工作，從“西安”回來后，三過家門而不入，年老病重的母親只收到大姐託人帶來的半塊麵包、一把干豆子。母親已滿口無牙。大姐啊，在逆境中，你太無良心，我終生不能饒恕你的所作所為，這個陰影永遠難消，直到大姐去世。
北京的大年之夜，在北京串連、造反、交流革命經驗已十五天過去了。一天夜裡，我班同學，長征隊員王偉人，突然得了急性心臟病，由大連鐵道學校的學生協同，送去“北京同仁”醫院治病，由於沒有藥費，我跑過“中央文革”辦公室，去北京市地下室找過北京市委書記，是他調動的專家，十天治好了王偉人的病。我們回老家了，當時的文化大革命、北京之行就這樣結束了，我們響應毛主席的號召，“打回老家去，複課鬧革命。”旅行八個月，走了七千九百里的路，長徵結束了。但以後的路更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