提到魏晉風度，古代士人那高曠雅逸的風采的確令人心馳神往。陶淵明是“隱逸詩人之宗”。他的身上，充滿着古代只是分子追求個性價值的信念，激蕩着儒道思想交融的厚重內涵。他是“達澤兼濟天下，窮則獨善其身”信條的最徹底的實踐者，是文人高潔品行的萬事楷模。他的清高耿介、洒脫恬淡、質樸率真、醇厚善良，他對人生所作的哲學思考與經歷，連同他的作品，為我們留下了一個精神家園。認識陶淵明，才能真正理解中國文人。
勞動創造了美，但並不是從天生就有一雙發現美的眼睛。陶淵明第一次用詩人的眼睛發現了勞動人民以及與之相聯繫的田園景色和田園生活之美。用詩歌將之強化，賦予勞動和田園特有的美感形式。他之所以不同於其他詩人，從某種意義上說，是他放下了士大夫很難放下的架子，參加一些農業勞動，在勞動中探求和確立生命的意義。後來由於農田不斷受災，房屋又被火燒，但他始終不願再為官求祿。他之所以如此,並不是他對政治不感興趣，出身於世代官宦的家庭，本來也曾期望在政治上有所作為。《雜詩》說：“憶我少壯時，無樂自欣豫，猛志逸四海。”可見他的胸懷。但他正是從勞動中取得這種開闊無垠的宇宙胸襟的詩人，其詩之中的感情也因接近土地而變得真切樸實。《歸園田居》所說：“少無適俗韻，性本愛丘山”，就反映了他思想的另一方面。
陶淵明之所以表現出“澄之不清，擾之不濁”的深廣意蘊，與他將精神額根須深深地扎入神話傳說是密不可分的。
陶淵明對神話有着濃厚的 ，他從神話傳說中有意無意地汲取精神營養，如物我生命一體的精神、抗拒和超越死亡的精神，他接受的神話說主要來自《山海經》和《穆天子傳》，他還對神話傳說中的幸福世界進行了個性化的接受與轉換，藉助神話抒發隱憂，深刻表現在陶詩對擬人手法的運用上，有時是以我擬物，如在《雜詩十二首》中：“憶我少壯時，無樂自欣豫，猛志逸四海”。有時是以物擬物，如在《游斜川》：“弱湍馳文魴，閑各矯鳴鷗”。此外，他喜歡寫失敗的英雄，並從他們身上汲取精神的力量，這與神話中失敗英雄叛逆精神的汲取分不開。其代表作是《讀山海經十三首》，詩中直到結尾才寫到夸父的失敗，但又不是正面寫，而是側面寫。
陶淵明的思想是以老莊哲學為核心，對儒、道兩家取捨調和而形成的一種特殊的自然哲學。他心目中的理想社會是一種自然的社會。他常常把儒家虛構的淳樸無爭的上古之世與道家宣揚的小國寡民的社會模式結合成一體，作為理想世界來歌頌。如《勸農》詩說：“悠悠上古，厥初生民,傲然自足，抱朴含真。”《時運》詩說：“黃唐莫逮，概獨在余。”《飲酒》言：“結廬在人境，而無車馬喧。問君何能爾，心遠地自偏。採菊東籬下，悠然見南山。山氣日夕佳，飛鳥相與還。此中有真意，欲辨已忘言。”近處清幽自然，遠處是杳杳南山，心中存在的是自在的歸意，歸趣十足。同樣的思想，又藉助虛構，在《桃花源記》中加以形象的表現。面對社會陷入黑暗，他只能把淳樸的鄉村生活，作為他的社會理想的比較現實而十分有限的寄託。他的大量田園詩中，反映了他家鄉生活的情況，也有相當一部分內容是虛構的，這是按照某種理念要求對現實素材加以處理的結果。此外，他多次直接用到儒家的“仁義”、“孝友”、“君子”等基本概念。重視親族之間的關係，這無不是他接受儒家思想的明顯表現。
陶淵明的田園詩，還關注當時文學所集中關注的問題：人生的意義和價值何在？生命怎樣才能活的解脫？這方面上，我們首先看到他對生命短促的事實，表現得比同時代任何人都焦灼不安。但在哲學上，他卻有一種豁達的解釋，這在組詩《形、影、神》中闡釋的最為明顯。詩中的這種人生觀說到底只是一種詩意的嚮往。歸結起來，陶淵明的社會觀和人生觀都以“自然”為核心，他嚮往的社會觀是追求和平安寧、自耕自食、沒有相互壓迫和殘害的社會。他追求的人生是淳樸真誠、淡泊高遠、任遠委化、無身外之求的人生。他所喜愛的生活環境也是恬靜而充滿自然意趣的鄉村。由於這些追求使他的大多數田園詩呈現出沖淡和平、曠潔悠遠的外貌。這是在自然哲學支配下構造出的美學境界，而激起這種追求的內驅動力恰恰是高度的焦灼不安。陶詩中最集中的就是寫田園生活的作品。其代表作有《歸園田居》、《飲酒》外，還有《移居》、《詠貧士》、《雜詩》等。
陶詩顯然還受到玄言詩的重大影響。這不僅表現在他的詩中有許多玄學的詞彙，其平淡的語言風格也同玄言詩一致，而且更重要的是表現在對人與自然關係的理解上，人與自然統一和諧的意識成為構成陶詩獨特意境的決定性因素。
縱觀陶淵明的一生，四十一歲以前主要在仕隱之間徘徊，後半生以隱為主，思想傾向於道家的順應自然的主張，成為隱逸詩人。他可以為國家社稷泣血修心，也可以毫無眷戀與山水融為一體，兩種滋味都經年累月地嘗過，人生已經沒有任何遺憾，死亦沒有什麼好說，唯求逐清風歸去，偶聞幾縷酒香，與大自然繼續同在。此種平淡，如山泉沁酒，令後世甘之如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