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年來，隨着生活水平的不斷提高，許多有錢的城裡人，都想方設法到鄉村去買房。一次，與妻子一道駕車，從臨海返回黃岩，沒走國道，特意走鄉間村道。在翻過一座山時，看到山間一幢別墅。我們停下車，過去走訪。別墅旁邊大片山地，種有整齊的苗木，有一對夫婦正在地上勞作。據這對夫婦說，別墅的主人是一個企業老闆，苗木基地也是他的，他們倆為這位老闆看管房子，並負責為企業食堂種植一些蔬菜。企業老闆閑時會帶些朋友過來，玩玩牌，住上一二天。自那天以後，妻子與朋友一起時，經常會念叨起，如能在寧靜的鄉村有房子多好。她的一些朋友也說，那樣才是詩意的棲居。
如果住在鄉間別墅，才是詩意的棲居，那我這一生要實現詩意的棲居，看來是不可能了。舉債在城裡買了一套房子，省吃儉用十幾年，剛從房奴中走出，要再去鄉間買房或建房，根本不是我這樣的工薪族力所能及的。想想自己年少時也是住在山清水秀的山村裡，可那時怎麼就沒有感受到一點詩意呢？當然，那時住的只是山村的普通木房，不是現代的別墅，相比來說，只能說是陋室。但劉禹錫不是有一篇很著名的《陋室銘》嗎？他住的雖是自己說的陋室，但他在陋室里是“談笑有鴻儒，往來無白丁。”“調素琴，閱金經。”確是很有詩意。我覺得這樣有詩意的生活須有三個前提，一是有一定的物質基礎，至少不為溫飽發愁；二是有高尚的生活情趣，不像現在有些人只是把麻友牌友約到鄉間，可以盡情地玩；三是有一定的文化和審美修養，能以審美的態度看待生活。我住在鄉間是上世紀六七十年代，可以說，衣，是勉強蔽體；食，是半飢半飽，恨不得早一日能走出貧窮的山村，解決溫飽。這樣的生活狀態，哪裡還有詩意可言呢？當然，我如果是聖賢，能做到像顏回那樣，“一簞食，一瓢飲，在陋巷，人不堪其憂，回也不改其樂。”可我是普通人，何況顏回還有“一簞食”，而我卻要為“一簞食”發愁呢！陶淵明是我國古代最典型的詩意棲居的人了。他辭官回歸鄉間，有“方宅十餘畝，草屋八九間，榆柳蔭后檐，桃李羅堂前”的雅緻居所；雖有“晨起理荒穢，帶月荷鋤歸”的勞作，也有“採菊東籬下，悠然見南山”的悠閑；在家，可以“引壺觴以自酌，眄庭柯而怡顏”“悅親戚之情話，樂琴書以忘憂”，出門，可以“登東皋以舒嘯，臨清流而賦詩”。你看，他既有一定的物質基礎；又有高尚的生活情趣，鄙棄官場，淡泊名利；且又能以審美的人生態度棲居田園。
人，詩意的棲居。這句話出自19世紀初葉德國詩人荷爾德林，他在一首題為《輕柔的湛藍》的詩中寫道：“如果生活是全然的勞累，那麼人將仰望而問，我們仍然願意存在嗎？是的，充滿勞績，但人，詩意的棲居在此大地上。”德國哲學家海德格爾借詮釋他的詩來解讀他的存在主義哲學思想。海德格爾所處的時代，正是商業文明高速發展的時期，“上帝缺席”，“諸神消退”，世風日下，物慾橫流，人們追求的是低層次的感官享樂和膚淺的虛榮。人們在物質上獲得溫飽且日益豐裕時，精神反而日愈失落，心靈反而無家可歸，人類必需尋找和構建自身的精神家園。詩意的棲居，就是要以審美的人生態度居住在大地上。人與動物的本質區別，是人有精神需要。而溫飽不過是人類獲得這一本質需要的物質前提。物質的富足，不是人的本質需要，一些富翁大款不也仍然感到生活空虛無聊嗎？關注精神家園，通俗地說，就是關注精神和心理健康的美好建構和發展。現在，我們的溫飽已不成問題，在繼續追求物質富足的同時，也要關注自身精神家園的構建，這樣，才不至於成為金錢的奴隸，不至於被異化為非人。
有條件的前提下，工作之餘，到鄉間去住住，放鬆一下，吸吸鄉野清醒的空氣，這是一種有益於身心健康的生活。如果只是為了炫富或為能更專心地安靜地玩牌娛樂，那就根本談不上詩意的棲居。正如海德格爾所說的，“如果人作為築居者僅耕耘建屋，由此而羈旅在天穹下大地上，那麼人並非棲居着。”“棲居”不同於“築居”，按海德格爾的話說，“棲居”是以神性的尺度規範自身，以神性的光芒映射精神的永恆。詩意的棲居，本質是詩化。也就是在道德律的規範內，以審美的人生態度居住在大地上。因此，人，詩意的棲居，不在於房子在鄉村還是城市，就像陶淵明說的，“結廬在人境，而無車馬喧。問君何能爾，心遠地自偏。”也不在於華廈還是陋室，就像劉禹錫，“斯是陋室，惟吾德馨。”歸有光，居“室僅方丈”的項脊軒中，“借書滿架，偃仰嘯歌，冥然兀坐，萬籟有聲；而庭階寂寂，小鳥時來啄食，人至不去。三五之夜，明月半牆，桂影斑駁，風移影動，珊珊可愛。”這不正是詩意的棲居嗎？今晚，我坐在書房中，靜靜地想着，並用鍵盤記下自己的思考，這又何嘗不是詩意的棲居的一種存在狀態呢。
2013年5月7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