很小的時候，我隱約記得父親是挺風光的。父親是個做裁縫手藝的師傅，但他經常挎個相機走南闖北，轉個把星期就回來躲在暗房裡沖洗出一摞一摞的相片。他那時身上經常有很多錢，那是“大團結”。那時，一枚一分硬幣便能買一盒火柴的年月，有一大疊“大團結”也算得是巨款了。所以，那時，我常常會偷窺父親的抽屜（父親的抽屜是從來不鎖的，錢也就胡亂地扔在抽屜里）欣賞那大把大把的票子。父親不抽煙，但我經常在抽屜里看到一些“三五”香煙，不喝酒，但柜子里總是有各種奇怪瓶子裝着的好酒，我知道，那都是父親用來待客的。父親從外面一回來，村子里的人便陸陸續續地湧進我家，直至沒位置只好在門外站着。父親把煙和酒放在桌子上，他從不一個個遞煙，也不勸酒，要煙自己拿，要酒自己斟，村人都你一根我一根地抽煙，拿起酒瓶你一杯我一杯地干，父親只是笑着喝茶，享受着那地份熱鬧。家裡有一個電唱機，放在我睡的房間，人多的時候，我就呆在房裡，那些不喝酒的人和女人們便涌到我房間來放唱片，沒見識的便會好奇地問：“咦，人都不見，怎麼有這麼好聽的聲音？”有人就認真在說：“她躲在那柜子後面。”於是就真的有人繞到後面想看看是不是劉三姐躲在唱機後面唱着。
父親是極有生活情趣的一個人，他喜歡種花草，房前屋后都種着些芬芳鮮美的花，客廳里也養着水仙蘭花之類的盆景。父親帶我們去河邊山上挖花草種在屋檐下，不知從哪裡弄來了蓮藉種到門前的池塘里。他買很多的小人書給我們看，他自己也看，看《時代青年》看《上海時裝》看《讀者文摘》，所以，那時我覺得父親真是一個很浪漫的人。
後來母親去世了，父親一下子蒼老了很多。為母親治病花了不少錢，估計已經盡了內囊了。面對四個張口要吃、伸手要穿的小孩，父親做出一個重大的決定，這一決定卻改變了父親的後半輩子。
他首要的任務就是再婚，因為一家大小的衣服要人洗、飯要人做啊。爺爺那時急得一小時一小時地往我家轉，要父親馬上答應爺爺聯繫的婚事。父親怕我們有意見，一連幾天都小心翼翼地試探我們做兒女的態度。我們當然支持，雖然覺得母親走後不久，就談這事有些不合時宜，但看到憂戚的父親，我們還是熱切地贊同。
出乎我們大家意料的是，後母是一個性格非常乖唳、喜怒無常的人，既沒有文化又有些自以為是，總天嘮叨個不停。她不停地埋怨，整天沒理由地生氣，不停地和父親吵架，和村子里的人吵架。反正自她來了之後，我們家就沒有過一天安生的日子。她帶來兩個比我們小的妹妹，於是一家由六口變成了八口人了。都是張嘴要吃的主。於是父親的生活開始發生了巨大的變化。
父親決定留在家裡了，他不再挎那隻讓他風光無限的相機外出，他每天要做的事就是到集鎮上買米，大包小包地馱回家。我經常看到父親佝僂着背使勁地推自行車的身影，因為太重，車頭總往上翹起，他不得不用身體的重力使勁壓住車頭......父親還得在晚上給人縫衣服，因為那是家裡惟一的經濟來源。
為了能讓一家人吃飽飯，他決定到山上去種西瓜。沒有錢買化肥，他把村子里所有的臭水溝都當成了肥料庫。村裡的水溝的泥漿全被父親給一擔擔地挑到了山上。我每個周末回來，總發現父親比上一次老了一圈。世事滄桑強勁地雕刻着瘦弱的父親。
一家六個孩子讀書的負擔終於讓父親沒能夠應付得了。每次開學的日子，就是父親最頭疼的時刻。開學前幾天，父親總是不落家，直到開學那天，父親才出現，把一摞摞鈔票分給我們幾個小孩。在我讀高二開學前的一天晚上，父親在半夜快十二點出去了，直到第二天一早才回來，把學費交到我的手上。在很多年後，我才得知，那是父親連夜去了離家六十公里遠的廣東省南雄的烏逕向一個曾經一起做過生意的朋友那裡借錢去了。原來父親一直都是借錢繳我們幾個孩子的學費。作為一個極為講面子的人，該是怎樣的為難！有一次我向父親要錢，才發現父親原來沒有用那個光鮮華貴的錢包，他的錢包竟是一個洗衣粉的塑料袋，皺巴巴的脫幹了花色。裡面大多都是一角一角的零錢。我明白了，他沒有錢來充實那個體面的錢包，當年那擁有一沓沓的“大團結”的日子也許與他越來越遠了。
困窘的日子讓父親開始變得格外沉默寡言，父親不再料理那些花草，不再看書，家裡也就沒有了多餘的好酒和香煙，我家那時已是“門前冷落鞍馬稀”。
那種境況直到我考上了大學出來工作，弟弟出去打工並小有積蓄，妹妹也開始賺錢才發生改變，父親才不需要為一家的生計焦頭爛額。但這時的父親已然半白了頭髮，身子已經駝得厲害。
上次回家過年，父親的頭髮已經沒剩下多少黑髮了，雖然他還不到六十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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