懵懂里，不知不覺小學就讀完了，糊裡糊塗就上了初中。小學畢業上初中，沒有升學考試，除了所謂的“政審”，只要你還願意讀書的，上初中是碓窩子里放雞蛋——穩噹噹的事，所以，也不怎麼特別的興奮。
學校就在我們村裡，那時叫生產大隊。學校坐落在一個叫金竹園的地方，枕着山，踏着河，風水好着呢。學校的房子和農家一樣，土牆土瓦，木門木窗。樓上住老師，樓下做教室。除了寬大的操場，比較扎眼的是操場上的籃球架。其它的，和房子闊綽一點的農家其實沒有什麼區別。
小學和初中在一起。上初中，同學還是原來的同學，照樣沒有課本，不過是調換一下教室，更換幾位老師而已。
初一的語文老師姓何，矮胖白凈，四方臉，四十來歲，常年留着個平頭。他是一個很陰沉的老師，整日板着個臉，像是我們欠了他什麼似的。說話陰陽怪氣的，舉手投足，讓人覺得挺彆扭，給人的感覺很怪異。後來，在影視里第一次看到太監，我不由自主地想到就是他。這樣寫，我只是實話實說，絲毫沒有半點不敬的意思。
數學老師姓劉，兼着班主任。她是一位留着短髮的女老師，四十來歲，是三個孩子的母親。說話做事，風風火火的，頗有點男性氣質。但她似乎出身不怎麼好，我好橡記得何老師在和她吵架時，罵過她地主婆，她很傷心。或許是做了母親的緣故，她也把我們當成了她的孩子。
沒有課本，語文課就學習《毛澤東詩詞》。何老師把詩詞一句一句抄在黑板上，然後逐字地教我們讀。那時，白紙很稀缺。因為沒有作業本，白紙也買不到，我們沒法做筆記。好像當時也沒有做筆記這個概念。姓何的老師，不知道是什麼學校畢業的，讀詩帶點吟唱的味道，怪怪的，挺好玩兒。我們也就怪腔怪調地扯着嗓子跟着讀。他手裡時常握着一根兩尺多長一指粗的竹鞭，在教室里轉着圈的漫步。誰讀書不賣力氣，竹鞭就會啪啪地輪在誰頭上。因為怕受皮肉之苦，我們大家都爭相賣力地讀。常常讀得口乾舌燥，直作乾嘔。心情好，他也講詩。只是因為他聲音冷冰冰的，瘮人，他講了些什麼，我似懂非懂，始終沒有聽明白過。但是，《毛澤東詩詞》卻在無意中，一首一首被我記在了腦海里。
我打小就愛胡思亂想，喜歡提問題，恰恰何老師最討厭這個。招來無數次白眼和無趣后，我只好按我自己的意願去解讀《毛澤東詩詞》。那些驢唇不對馬嘴的東西，真虧我那時能夠想得出來。毛主席老人家如果活着知道有這樣讀他詩詞的，怕不要被活活氣死。但囫圇吞棗也並非一無是處，消化的過程雖然長了一點，但反芻之後營養卻一點也沒被糟蹋。到了現在，我依然還保持着一定想象力，與這樣讀書或許不無關係。我甚至認為，現在的孩子缺少想象力，責任在我們語文老師，好心辦了壞事，我們實在講得太多講得太透了，沒給學生留下多少想象的空間。
一到農忙，我們就整日整日地跟着老師去支農，從一個生產隊輾轉到另一個生產隊。我們大隊有十一個生產隊，每一個生產隊都去過。積肥，春耕，夏收，秋收，哪裡需要我們，我們就去哪裡幫忙。家底殷實、厚道一點的生產隊，有時還安排一頓午飯。那種大鍋飯，雖然是粗茶淡飯，但吃起來特別熱鬧，特別有滋味。當然，我們勞動起來，就更有勁，更賣力，生怕對不起那頓飯。
支農，與其說是勞動干體力活，倒不如說在勞動中學習。一群小屁孩，重農活拿不起，技術農活做不來，幫的忙其實很有限。生產隊願意接納我們這些學生，恐怕主要是支持學校工作，再可能看中的就是我們這些學生能夠給將要掀起高潮的勞動造成一種緊張的氣氛，能夠給沉悶繁重的勞動帶去一點生氣。
勞動，單幹的時候少，集體行動的時候多。雖然每人每天也有定量，超額完成會受到表揚，但完不成除了挨幾句批評，也不會受到什麼實質性的處罰。老實說，我是一個怕吃苦的人，有點偷奸耍滑。遇到重活、苦活，是能躲則躲。實在躲不開了，就磨洋工。好在班主任劉老師罩着我，讓我以班幹部的身份記記賬，或是負負責。只要是劉老師帶隊，我就吃不了虧。但何老師帶隊，我就沒有那麼滋潤了。他總是事事盯着我，事事針對我，雞蛋裡挑骨頭。後來，我才知道，學校里的老師分成兩派，何老師和劉老師是死對頭，針尖對麥芒。就像那時信奉的階級鬥爭理論一樣：凡是敵人擁護的，我們就要堅決反對；凡是敵人反對的，我們就堅決擁護。因為劉老師偏愛我，何老師就要千方百計對付我。城門失火，殃及池魚。我幸好除了有點好逸惡勞，其它方面都出類拔萃，和同學關係也處得不錯，何老師雖恨得我牙痒痒的，卻也拿我沒辦法。即使他為了整我，故意派重活，我的那些同學也都願幫我。因此，無論怎樣苦的勞動，我都做得比較從容，比較愉快。
勞動是辛苦的，勞動也是自由快樂的。田邊，地頭，灌木叢中，有不少的野果子。春天，可以拔茅針，摘酸泡，采映山紅。酸泡中，有一種馬奶子，個大，酸甜甜的，味道像草莓。秋天，可吃的就更多了。八月瓜，地瓜子，野葡萄，野荔枝，板栗……有一種八月瓜，長在懸崖上，成熟后，汁液喝起來像椰子汁，別提那味道有多美了。
那時，我們男生最愛玩的一種遊戲是下乘三棋。找一塊乾淨平整的石塊，划好棋盤，用石子、草莖做棋子，就可以捉對廝殺了。女生，則三五一群，玩抓子，或說女兒家的私房話。小孩子，即使累，那疲勞也像潮水，來得快，也去得快。
除了支農，學校在山根腳開闢的也有幾十畝荒地，每個班都負責的有好幾畝。耕田，播種，鋤草，施肥，收割，都是我們必修的功課。可以說，我有限的生產技能，都是在那一階段掌握的；有限的生產知識和經驗，也都是在那一階段積累的。這，使我受益無窮。對於“以學為主，兼學別樣”的教育理念，包括“文化大革命”的這十年，我們其實應該好好反省，不應該簡單地全盤否定。
除了家裡確實很困難需要勞力的，很少有人厭學，就更不用說退學、輟學了。我們不知課業負擔為何物，也不知升學的壓力是什麼玩意，渾渾噩噩，卻快快樂樂。未來對我們來說，還很模糊，想象大抵也就是像父母親那樣過日子。遇到搞工作的，也產生羨慕，但知道那是可望而不可即的，也就從未多想過。少不更事的年月，我們沒有學到多少文化知識，童年、少年談不上幸福，但可以肯定的是，我的年少我作主，是實實在在的，是屬於我們自己的。即使到了現在，回望那段歲月，我也不知道是該說幸運還是不幸。即便如此，我們六十年代生人，依然支撐起了我們應該支撐的時代，前不遜古人，也后不輸來者。因此，反思那個年代的基礎教育，或許並不是像我們認為的那樣一無是處。
到了初二，何老師調走了，新分來一位姓萬的男老師接替了班主任。任課的老師，進行了一次大換血。從萬老師的講述中，我們開始知道還有兩門叫物理和化學的功課。開學不久，還發了語文、數學課本，是棕色牛皮紙印的。有的字跡清晰，有的字跡模糊。數學上，有方程，有幾何，我們都感到很新鮮。雖然還要支農，但知道了讀書要考試。而且，第一次聽到“高考“這個詞。我們便在萬老師的帶領下開始把主要精力用於讀書，正兒八經地學習起文化知識來。
兩年的初中，就這樣不知不覺地度過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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