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化大革命“大聯合”之後，各地成立了“革命委員會”，運動就到了“鬥批改”階段。“鬥批改”按照《五.一六通知》的權威解釋是：“斗垮走資本主義道路的當權派，批判資產階級的反動學術‘權威’，批判資產階級和一切剝削階級的意識形態，改革教育，改革文藝，改革一切不適應社會主義經濟基礎的上層建築，以利於鞏固和發展社會主義制度。”
文化大革命的不同階段里，在“鬥批改”的大旗下，內容又是不斷變化的。先後經歷了“鬥私批修”、“清理階級隊伍（挖肅）”、“一打三反”、“批判林彪極左路線”、“批林批孔”、“割資本主義尾巴”……。到了1975年開展的是“限制資產階級法權”運動。1975年相對來說是風平浪靜的一年，前面有1971年的林彪事件、1972年尼克松訪華……，後面有1976年的“反擊右傾翻案風”“唐山大地震”、“偉人逝世”、“粉碎四人幫”……這一年我在昭烏達盟五.七幹校學習。
文化大革命中有一個不成文的規定，每一次“鬥批改”的內容變化后，都要下派“工作隊”。這一年，我被編入了“限制資產階級法權”宣傳隊，我們下鄉的地點是阿魯科爾沁旗先鋒公社全勝大隊。這是我第一次到農村，也是我下鄉時間最長的一次，所以印象非常深刻。
當年，政治運動一個接着一個，在偏僻山區總是慢半拍的。我們到時，雙勝公社的“鬥批改”還停留在上一年的“割資本主義尾巴”階段。可不要小瞧雙勝公社，當時，遼寧省是全國“鬥批改”出經驗的地方，阿魯科爾沁旗是遼寧省的先進典型，先鋒公社又是阿魯科爾沁旗旗委書記抓的點，經常有經驗見諸報端。
我們工作隊由十五人組成，隊長是遼寧省供銷社原副主任“五.七戰士”魯植，其他成員除了我和一名五.七幹校的老師外，都是副處級以上幹部，陣容可謂強大。全勝大隊也不簡單，剛剛經歷了大隊領導班子的“改朝換代”，老支書下台，新支書地位不穩，人心浮動。有關領導把我們派去，一方面是希望創造“鬥批改”的新經驗，一方面是穩定局面。
全勝大隊原名“張家段”，離公社三十多華里，當時連班車都不通。村裡260多戶，1200多口人，都是民國初年從山東等地“逃荒”來的移民。村裡有兩個大戶，一個是張姓，150多戶，一個是王姓，40多戶，其餘都是小門小戶。我們到時，王姓書記剛剛下台，下台的原因是走資本主義道路，接替他的是張姓書記。
張家段像北方其他農村一樣，偏僻、閉塞、荒涼，人均五畝山坡地，靠天吃飯。老百姓自嘲道：“種一坡、收一車、打一簸箕、煮一鍋”。農民除了種地，沒有別的指望。王姓書記上台之後，情況悄悄地發生了變化……他有一個遠房親戚在哲里木盟的扎魯特旗，幹什麼的誰也不知道。當時的扎魯特旗在老百姓眼裡可是一個遍地黃金的寶地，王姓書記通過他的親戚能聯繫上很多活：放羊、打草、修路、挖煤、維修糧倉、蓋學校、修理汽車……凡是經他介紹工作的農民，過年時都能拿回花花綠綠的票子，令人眼饞。王姓書記每年去扎魯特旗兩次，春天安排人去幹活，冬天張羅着結賬。一面鑼兩面敲，出去的人高興了，沒出去的人眼紅了。於是，有人把他告到公社，說他“走資本主義道路”。“漏屋偏逢連陰雨”，王姓書記運氣不佳。正好趕上“割資本主義尾巴”的運動，不巧公社新換了書記，他的老靠山調走了。新的公社書記偏偏又是“造反派”出身（文化大革命中提拔的幹部），一心想創造經驗。於是，王姓書記被抓了典型。
王姓書記下台後，接替他的是張姓書記。張姓書記在村裡也是一個響噹噹的人物。是村裡少有的高中畢業生，貧農出身，是張氏家族的人物頭。當年二十九歲，白白凈凈的大高個，一表人才加上口若懸河的口才。我們進村后，張姓書記第一項工作就是幫助我們落實“同吃、同住、同勞動”。
同吃就是“吃派飯”。每四個人為一組，每天到一家老鄉家裡吃飯。向主人交六角錢，一斤糧票。紀律是不能吃肉、雞蛋，盡量吃粗糧。吃飯的同時要了解民情，做群眾工作。我們下鄉時間是一個月，張姓書記為我們吃飯操碎了心。地主富農家裡不能去，太窮的、太髒的家也不能去，鄰村路遠不能去，可選擇的餘地太小了。不出十天，張姓書記悄悄地問魯植隊長，富農子弟家能不能去？魯植倒也痛快：“‘可以教育好的子女’嘛，怎麼不能去？” “可以教育好的子女”是當時對“黑五類”子女的稱呼。當我們來到這家的時候，受到了貴賓般的接待，屋裡屋外乾乾淨淨，全家老少喜氣洋洋。三菜一湯加豆角乾飯，是我們在張家段吃得最好的一次。農民非常淳樸，家家都把最好吃的東西拿出來，我們付錢時都不好意思了。每次我們都不把菜吃光，要給站在地上眼巴巴盯着飯桌的孩子留一點。現在想起來，心裡酸酸的，當時我們都太困難了，老鄉更困難。
同住，就是住在老百姓的家裡，這家必須是政治上靠得住，經濟條件又不能太差。張姓書記分配時留了個心眼，把我們都分配到支持他的人家裡。我和那位老師因為要寫材料，被安排到村裡的小學里住。方便是方便了，但失去了近距離觀察農民生活的機會。住學校也有一個好處，村裡的年輕人喜歡往學校里跑，也聽到了很多村裡的趣事。
同勞動是必修課。我們工作隊員每星期參加集體勞動三天，學習三天，休息一天。因為是夏天，我們勞動主要是耪地。社員勞動並不認真，一下地，小夥子三下五除二就跑到前面去了。我問身邊的一位老農，他們耪的怎麼這麼快？老農說，把苗都鏟了，作孽呀！休息的時間和幹活的時間幾乎一樣長。有一天，我們正在休息。人群中突然騷動起來，原來遠處走過來一位年輕婦女。有人告訴我，是王姓書記的老婆。來人面目清秀，冷眼一看不像是農村人。從我們面前走過時大家行了注目禮。我想，她也一定很不自在。這時，大家開始議論起來：看人家長得如何如何白、人家如何如何有錢、人家如何如何享福、人家親戚如何如何有勢力……有人說，每個到扎魯特旗幹活的人都要給王姓書記交“手續費”，所以他有錢。但對這一點王姓書記矢口否認，外出幹活的人也諱莫如深，對局外人來說是一個迷。老百姓對張姓書記印象似乎也不好，有一回張姓書記來檢查耪地的質量，走後，有幾位社員指着他的後背說，“凈玩虛的”，“不幹活，像秧子（二流子）”……
我見識張姓書記的能力是生產大隊召開的一次批鬥會上。“鬥批改”是要鬥爭的，有一天他們把“地富反壞”（村裡沒有右派）都揪來，都是一些七八十歲的老頭老太太，破衣爛衫，蓬頭垢面，像街里討飯的，看着就讓人生出憐憫之心。他們掛着牌子，面向群眾，低頭站成一排。王姓書記坐在群眾的第一排，明眼人一看批鬥會就是給王姓書記他們看的,是敲山震虎。公社書記也來了，張姓書記慷慨激昂，講了半天：“胸懷祖國、放眼世界”、“跟着毛主席，跟着共產黨”、“要與走資派鬥爭到底”、“我們全勝大隊也不是凈土”……
批鬥會之後，發生的一件事直到現在我還記憶猶新。會後，公社書記與魯植隊長談話，要把王姓書記帶走，對他實行“群眾專政”。“群眾專政”是當時對 “階級敵人”進行隔離審查的一種辦法，在那裡可以使用刑罰，逼人“交待罪行”。魯植是抗日老幹部，政策水平很高，他當即表示，從目前情況看，王姓書記只是犯了路線錯誤，還是人民內部矛盾，不能用對付敵人的辦法對待他。“政策和策略是黨的生命”，我們要吸取“擴大化”的教訓。抓人可以，要有證據。一席話，把公社書記說得臉紅一陣白一陣的。魯植擋駕，王姓書記躲過了一劫。
樹欲靜而風不止，王姓書記雖然沒有被帶走，但反映他問題的人總是有。有人說他資產來路不明，有人反映他獨斷專行，有人反映他欺男霸女，希望工作隊調查清楚。特別是，張姓書記正式舉報王姓書記“賊心不死”，搞地下串聯，每天晚上王姓書記都在家裡開會，這是階級鬥爭新動向……魯植隊長一看問題嚴重了，把工作隊召集起來，說，我們來到這裡搞“鬥批改”，不能沒有聲勢。並布置任務，讓我們在大街小巷刷標語。第二天，滿大街都是我們刷的標語：“階級鬥爭一抓就靈”、“割掉資本主義尾巴”、“走資本主義道路沒有好下場”……一下子，村裡肅靜了許多。
後來我們也發現，和王姓書記暗中來往的人很多。不僅有王姓的，還有不少張姓的人，張姓書記的一個叔伯哥哥，就是王姓書記的鐵杆朋友。其實，張姓書記一邊也有王姓的人。真是你中有我，我中有你，誰也摸不清楚是怎麼回事。原來在農村，人與人的關係最重要的不是宗族關係，而是利害關係。過了若干年，讀了費孝通老先生的《江村經濟》才知道，在中國農村人和人的關係是按照“差序原則”排列的，就是按照和自己的利害關係大小決定人際關係的遠近。中國人講實際，缺少公平正義的理念，也沒有“主義”“原則”的概念。就是在文化大革命這樣政治挂帥的年代，人們的利害關係也是大大高於政治關係的，難怪張姓書記用“資本主義”的大帽子，在村裡怎麼也壓不倒王姓書記。
我們刷標語之後，有事沒事找工作隊員搭訕的人多起來了。問得最多的問題是，幹部的生活作風問題你們管不管？我們回答，我們來是搞“鬥批改”的，不管破鞋爛襪子的事。聽了之後，有的人欣然，有的人失望。因為王姓書記生活作風並不檢點，欣然的人，是與王姓書記關係密切的人。失望的不是張姓書記的人就是希望王姓書記倒霉的人。有的問題還問得莫名其妙，諸如王姓書記倒台後，他收別人的錢能不能退回來？割資本主義尾巴什麼時候結束？搞副業掙的錢要不要交集體？今後還能不能去魯北（扎魯特旗）幹活？……這些問題我們都回答不了。
一個月很快就過去了，我們就要走了。走之前，我們為貧困戶捐了款，為村小學買了圖書，為長年生病的農民聯繫了旗醫院……。老鄉們戀戀不捨地圍着大轎車送我們，有的拿雞蛋，有的送鞋墊…….有的老鄉還掉了眼淚。是呀，我們在張家段幹了什麼呢？我們好像做了很多事情，開會、勞動、調查、宣傳、訪貧問苦、普及科學知識……。我們又好像什麼都沒做，像一陣風吹過一樣，沒留下任何痕迹。這一走，我們還能再見面嗎？
幾年後，偶然的機會我聽到了張家段的片段消息：粉碎“四人幫”之後，張姓書記在村裡孤立了。雖然還有支部書記的名分，但沒有人聽他的了。王姓書記得了一種慢性病，在家養病，基本不出門。公社書記被免職了，到旗里當了一般幹部。後來又聽說，張姓書記心情苦悶，獨自一人開着拖拉機修“大寨田”，在一個明月當空的夜晚，拖拉機掉進大溝，機毀人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