牛的崗位在田野，這是眾所周知的常識。然而在我的故鄉那個叫王家寺的村莊，這個常識已經被徹底改寫了。我們祖祖輩輩相依為命的牛，不僅失去了奮鬥了千百年的崗位，而且失去了棲息的村莊，被趕進了一個叫作養殖場的監獄一樣的地方。
其實，這是我許多年前就預料到的結果。
讀小學的時候，老師常常給我們講“奔向2000年”、“實現農業現代化”。我記得課本里還有篇插圖課文，一台被稱為“鐵牛”的“東方紅”牌拖拉機，被一位笑容滿面的婦女駕駛着，正在田裡耕作。那時，我對農業現代化的理解就是電燈和拖拉機，並常常在心裡編織着夢幻般的情景，“點燈不用油，耕地不用牛”，那該是怎樣的一種幸福生活。那時還是大集體的年代。“文革”雖已結束，但影響仍在繼續，讀書似乎是一件可有可無的事情。白天，我們唱着“我是公社小社員”去生產隊參加勞動；晚上，扛着自製的紅纓槍主動為生產隊站崗放哨，嚴防階級敵人挖社會主義牆角。現在想想，那段歲月是多麼的荒誕無稽啊。
因年齡小，生產隊只派給我們兩樣活，放牛，牽牛。我所在的第一生產隊共二十來頭牛，花色品種不一，性情各異。有的溫順老實，有的異常暴烈。為了搶到溫順些的牛，天不亮就跑去隊里的飼養室，先到者先挑，挑好后將自己的鞭子系在牛脖子上，以示佔領。爾後到飼養員屋裡等候出發，隊里規定，天亮前不許將牛牽出去。
飼養員是兩個五十多歲的老光棍，飼養室就是他倆的家，一鋪能睡七八個人的大炕，一盞馬燈，幾條被子和兩個包裹，就是他倆的全部家當。夏天的夜晚，飼養室蚊子成災，他倆沒有蚊帳，便在炕前燃起長長的一堆摻了干艾的麥糠，抵禦蚊子的侵襲，但時間久了，人也受不了。我總是盼着天快些亮，好騎着我的牛走向空氣清新的田野。
牛彷彿知道早餐的重要，要經得起一整天的繁重勞作，必須吃飽，因而一見到鮮嫩的青草就貪婪地啃個不停。生產隊約在7點半左右上工，我們放完牛後便在預先指定的地方等候，社員扛來犁，將牛套上，由我們牽着下地耕田。我對牛的敬仰就是從牽牛開始的。上了套的牛具有人所無法達到的敬業精神和承受能力，雖然人們常常愛用“俯首甘為孺子牛”標榜自己，那正是因為比不過牛。
酷夏的田野空曠而悶熱，牛拉着犁艱難地前行。討厭的牛蠅成群地在牛身上飛來舞去，有的襲擊它的眼睛，有的襲擊它的鼻翼，牛不時扇一下耳朵或重重地噴一股氣息驅趕。我看在眼裡，痛在心裡，卻無法幫助它。因為牛往往誤會我的意圖，把我驅趕牛蠅的舉動當成是驅趕它，不是躲閃，就是將犁道拉彎。每逢這種情況，扶犁的把式便將手中的長鞭無情地抽到牛的背上。這會更加讓我心痛。我一直認為，牛是一種情感深沉而熱烈的動物。母牛生了小牛，親昵地用舌舔個不停。遭到主人的殘暴抽打，會屈膝流淚，以示忠誠。傍晚收工的時候，牛看看翻過的大片泥土，抻了抻筋骨，朝着吹煙裊裊的村莊發出幾聲低沉的哞叫，好像在告訴它的年幼的後代，一天的工作已經完成，即將跟隨主人回家……
在我們村莊，牛的潛能被人們發揮到極致，耕田、拉車、耙地、拉磨，或是拉着兩個笨重的石磙子打場，凡是能夠施展開牛的勞動場合，都有牛的身影。我想，有用總勝過無用。正因為牛默默無聞任勞任怨的為人驅使，才得到人的寵愛，若非如此，它的生存狀態就會是另一個樣子吧！
果然，對牛不幸的時代終於來臨了。
上世紀八十年代中期，村裡有了第一台五十馬力拖拉機，那時牛並不驚慌，只是有些好奇和不屑，一台機器畢竟孤單，大部分工作依然離不開牛。但到了九十年代，各種奇形怪狀的農業機械如雨後春筍般活躍在田野各個角落，別說耕地播種之類的大活，連以前必須用人工完成的細小工作都有機器來替代了。那些鐵傢伙看上去雖笨，效率卻比牛高出若干倍，此時的牛，顯得無用且多餘。牛怔怔地看着那些在田野里撒歡的機器，目光變得渾濁而複雜。它在想什麼呢？是嫉妒、留戀，還是為牛類的未來而憂慮？我不得而知。反正，牛徹底下崗了。
下了崗的牛並沒有獲得應有的自由，雖然依舊被人飼養，但等待它們的卻是屠宰場。它在田野的勞作已經成為過去，它對人類的貢獻也已被人遺忘。在人類眼裡，“卸磨殺驢”似乎是一條天經地義的法則和亘古不變的真理，對牛同樣適應。牛失去了田野，便理所當然地要變成人們餐桌上的美味了。這是牛的悲哀，還是人性的傷口？
發表於2010年7月16日《中國國土資源報》副刊——行知周刊作品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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