春節前，住院的我收到母親寄來的五百元錢和附帶的一張迴音卡。在匯款人簡短附言欄，母親寫到：“媽媽知道你自幼體弱，寄上五百元買些吃的，要照顧好自己。沒時間寫信，就把這張已經填好地址的迴音卡寄回來，好讓媽媽放心。”
手捧着這張小小的迴音卡，讀着簡短的附言，一向自視堅強的我，眼中盈滿了淚水。
印象中的母親是嚴厲的，對孩子少有溫情，直到我上大學，一直都很怕母親。那天母親把我送到北京火車站，在火車開動的一剎那，望着車窗外突然蒼老的母親，我才突然感到，母親是愛我的。
那時農村生活很苦，被趕回農村的父親和大多數農民一樣，為多掙工分，到水利工地勞動，工地每月改善一次生活，吃一次饅頭或是賣一次肉。平日為多掙分，父親捨不得請假，不能回家。每到改善生活，父親一口都捨不得吃，就把分給他的一份飯菜包好，連夜趕回家，讓五個女兒改善一下。每到這時，平日嚴厲的媽媽，總是望着興高采烈的女兒，默默無語。
農村重男輕女，母親一連生了五個女兒，連奶奶都沒有好臉色，總將叔叔的兒子掛在嘴上，母親承受了很大壓力。但母親從未因此對女兒的教育有過絲毫的怠慢。在我初中畢業那年，村裡的人早早放出話來：丫頭片子讀多少書也沒用，早晚都得回來種地，還不省幾個錢回來掙分還債！一向忍耐克制的母親這次卻回答得斬釘截鐵：虱子多了不咬，債多了不愁！我就是砸鍋賣鐵也要讓女兒上學！
若是今天，母親的話沒什麼驚人之處，因為今天誰都知道知識就是前途，但母親說這話的時間是在“知識越多越反動”的三十年前，其勇氣和魄力讓當時的村民瞠目，也讓今天的我讚歎！要知道那時候，因為我家人多掙工分的人少，累計欠生產隊四百多元錢，而當時一個壯勞動力勞動一年的收入只有一百五十元。正是母親的勇氣和魄力讓我在恢復高考後成為山村裡飛出的第一隻金鳳凰，讓四個妹妹相繼走出山村，進入高等學府。
母親不善用語言表達自己對孩子的感情，再加上孩子多生活困難，所以我們姐妹記憶中幾乎沒有母親慈祥的印象，從來沒有在母親面前撒過嬌，以至有一次大家聊天，小妹竟說：我們屬於自生自滅，從來沒有感受到母愛，更談不到家庭教育！
正因為母親愛的內斂含蓄，以至於我們很長一段時間忽視了母親的情感需要。我參加工作后每天都在寫東西。請示報告、工作計劃、市場調查、營銷策略，幾乎一刻不停，但極少給父母寫封信。抽空打個電話，已是格外不易。
記得二十年前，十七歲的我異地求學，每到周六的下午，都要坐在教室里給遠方的爸爸媽媽寫信，將一周的學習生活情況及各種見聞告訴爸媽。做教師的爸媽，象批改學生作業那樣認真閱讀我的信，連標點、用詞都要斟酌，甚至對字的結構都要講一講、評一評。他們提醒我，冬天要多穿衣服，夏天千萬別中暑；要珍惜時間，不要浪費生命；告訴我要寬以待人，不要斤斤計較；遠離家鄉的我依然在爸媽愛的翅膀下。
曾幾何時，我的年齡大了，寫的東西多了，但寫給爸媽的信卻越來越少、越來越短了。爸媽問起，總以一個忙字相托。以至現在母親竟寄上一張填好地址的迴音卡，讓“忙碌”的我無需動筆寫一字，只要寄出就可，而我深知父母多麼希望能讀到我的回信，哪怕只有隻言片語。
我當然沒有寄出那張母親填好地址的迴音卡，而是給父母寫了一封長信，就象以往彙報自己的生活、學習情況。而這張小小的迴音卡，被我收藏起來，同時被收藏的是父母對女兒那難以割捨的厚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