因為假期不長，因為路程不短，因為天氣不好，等等有太多的理由讓我打電話回家告訴母親我春節不回家。母親接到電話后，聽不出她有任何情緒上的波動，只是淡淡地說：哦，那有時間我去你那住幾天吧。
整個春節一直細雨蒙蒙，讓人平添幾許惆悵。正月初六，老天爺一改往日的纏綿，電閃雷鳴，嘩嘩啦啦的下起了暴雨，下午4時一陣電話鈴聲把窩在被子里上網的我驚起，我抓起電話，耳機里傳來母親哆嗦的聲音：我已經到了A市，可人太多，買不到火車票，可能要晚些才能到你那裡了，不知你們那最晚的班車是幾點。我氣極，大吼：這麼大的雨，誰叫你來的，買不到火車票，你不會坐直達班車嗎？母親說：知道了，知道了，就把電話掛了。
我撐着雨傘站在站台下一個多小時了，記不清有多少趟班車停下又走了，可依然不見母親的身影。坐直達班車從A市到B市是兩個小時，再從B市坐車到我處約四十分鐘，母親應該在晚上七時就會到達，可現在已經是晚上九時了，還沒見到母親，我開始着急，開始埋怨，鼻炎也適時發作，噴嚏連連更讓我覺得寒冷和煩燥。一趟班車“嘎”的一聲，在濺了我一身髒水后停了下來，終於一個熟悉的身影探出了車門。
我接過母親沉甸甸的行李，一言不發朝家走去，母親走在身後唯唯喏喏地說：本來想坐直達的，可後來又買到火車票了，所以就晚到了。其實我心裡明白，母親是嫌直達班車的票價要比火車票貴一倍多。
初八午飯後，母親說：你幫我把這衣服的邊放放吧。我望望母親身上我淘汰給她的衣服，也真有點象裹棕子，太窄了。我把剪刀、尺子遞給母親說，我下午還上班呢，你自己改吧。晚上剛到家，兒子就報告說母親把衣車針弄斷了。再望望母親，呵呵，衣服讓她改的凹凸不平，針腳歪歪扭扭，衣車針不給她拉斷才怪。
在我的印象里，母親是很能幹的，我們兄妹頭上帶的、身上穿的、腳上套的都是她親手做的，況且往年我淘汰的衣褲給她后，也是她自己修改，還挺合身，為何這次改不好呢，我心裡直納悶。
晚飯後，我一邊幫母親重新修改衣服，一邊與她閑聊。母親說，自去年始，她的眼睛看東西就很模糊了，如今針線活基本做不好了。我說：那明天我帶你去醫院看看。母親說：不用了，在家鄉已經看過醫生了，說是白內障，不是很嚴重，能看得見就不必花那個錢，到時嚴重了再說吧。
我抬頭望望母親，鬢角已有了絲絲縷縷的白髮，腦後粗大辯子已換成小麻雀尾，那幹練、好強在菊花般的臉襯托下已變成柔和與慈愛，那雙我曾羨慕的巧手，已是血管突顯。
在我處小住了一段時間的母親要回老家了，當她跨入班車車門的一剎那，已是孩子他媽的我無法顧及車上車下人們詫異的目光，淚水傾涌而出。自從我獨自一人在遠離故土的這座小城定居后，與母親抑或兄妹相聚，成了我最大的企盼。
外婆在母親5歲多時就已去世，母親忍受了太多沒娘孩子的苦，有了我們兄妹后，把所有的母愛加倍傾注在我們身上。記得在上世紀70年代，在那同樣貧窮的鄉村同齡夥伴中，我們兄妹是最先穿上毛衣的，那是母親把她心愛的嫁妝——毛衣袖子拆了，在煤油燈下為我織成一件漂亮暖和的毛衣，弟弟出生后，把毛衣全拆了，為弟弟織了毛衣毛褲。在我啟蒙上學后，我也不象別的小夥伴一樣，把書挾在腋窩下上學，而是把書裝進繡花書包里。那是母親利用工余把一條不能再穿的舊褲子的褲腿改裝成書包，再在上面綉上五角星、向日葵等，就成了一個美觀實用的書包。特別是我們兄妹腳上大方舒適的布鞋，不知引來多少大人小孩的注目。而所有這些，不知花費了母親多少心血，包含了母親多少慈愛。
母親雖然識字不多，卻非常看重知識，她常常對我們說：世上只有學問“晚上不怕賊來偷，白天不怕人來借”。上世紀八十年代在南下打工潮的誘惑下，我曾荒廢學業，外出打工，是母親的教誨又讓我拾起書本。
母親雖是農村婦女，卻從不包辦子女的行為，特別是在我們兄妹的婚姻上。我和丈夫結婚前，母親不知要與我結婚的人是高還是矮、是胖還是瘦，當我打電話告訴母親我要結婚了，母親只是輕輕地囑咐：“婚姻不是兒戲，一定要慎重，只要你自己覺得幸福，我們沒意見。”在農村生活的弟弟也是自由戀愛結婚。
我們長大了，母親卻衰老了。素有做粗活比得上一個男人的母親在前些年的一次伐竹中不小心閃了腰，一躺就是十多天，以及腰部現今每逢颳風下雨就酸痛；患了眼疾也是捂着掖着，每次報給為生計忙碌的子女們卻均是一封封平安家書。
母親養育了我們的身軀，也教會了我們為人處世的道理，我們謹記母親“什麼事都要一分為二來看”的觀點，遇事不鑽牛角尖，以平和的心態迎接人生的風風雨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