迄今為止，在我長達38年的職業生涯中，可以說始終沒有離開過文字。略感欣慰的是，我雖深陷於繁忙的業務工作和事業管理中，卻始終沒有鬆懈自己的追求，學術及理論與實踐的探索幾乎佔據了工作及生活的大半時光，並不斷留下各種體例和形式的文字成果；遺憾的是，我這樣忙忙碌碌、無休無止地寫着，終還是沒有脫離本職工作的圈子，對文學創作竟是醒悟甚晚。
1977年底，我離開了為之奮鬥了兩年半的“廣闊天地”，被組織上安排在赤峰縣委宣傳部工作。當時的宣傳口流行着這樣一句話：“在宣傳部工作，一要能說，二要能寫”。而我參加工作的第一個崗位就是宣傳部，沒有絲毫專業上的資本和技能可言。短短的一年半時間，印象中竟沒有正經寫過什麼東西。記得剛到宣傳部不久，負責宣傳報道的趙姨（“五-七戰士”）讓我寫一個通知，這應該是公文中比較簡單的文體了。我當時竟不知從哪裡下手，憋了一上午也沒寫出幾行字。趙姨看在眼裡，委婉地說：“聽你爸說，你文字挺好的，以後情況熟悉就好了”（我的父親也是“五-七”戰士，在縣文化局任局長，和趙姨都是很好的同事）。聽了趙姨的話，我感覺臉在發燒，暗自下決心：一定要干出個樣來，為父親爭個臉面。78年5月份，全國掀起了“真理大討論”的高潮，當時我在縣委黨校學習，有機會聆聽了盟委黨校專家作的關於“實踐是檢驗真理的唯一標準”的專題報告。學習結業后，團縣委請我們一把部長給全縣青干班學員作一次“實踐是檢驗真理的唯一標準”專題報告，我當時任理論幹事，起草講稿的任務當然的落在了我頭上。緊要關頭，還是在黨校的聽課筆記派上了用場。部長講了一個半小時，回來表揚了我，說我文筆好，稿子寫得好。我心裡清楚，講稿中絕大部分資源都是從黨校老師那裡泊來的。
1979年5月，我調回瀋陽，在省圖書館古籍部工作。最初的一年半中，我除努力工作外，一直潛心學習、鑽研業務，試圖為日後的發展奠定紮實的基礎。81年初，我撰寫了參加工作以來的第一篇論文——《館藏宋刻自警編著錄考》，洋洋五千多字，竟一炮打響，先後在遼寧省和東三省學術研討會上宣讀、交流，並發表於《圖書館學刊》雜誌。十幾年後，有圖書館界同行見到我說：“看你那篇文章，還以為是個老專家寫的呢”，其實我那時才26歲。之後的幾年裡，我在工作之餘一直沒有間斷學術上的研究和論文寫作，先後撰寫並發表了《遼圖鎮館之寶》、《蒲文珊與聊齋志異半部手稿》、《館藏兩部聊齋手稿的流傳及入藏經過》、《館藏滿文書述略》、《清內府天祿琳琅藏書小考》、《宋本畫繼、五代名畫補遺考述》等近20篇具有一定學術價值的論文、文章等。我至今清楚的記得，在首次評職稱時，正是這些論文戲劇性的幫我度過了難關。
那是1988年，已是館辦主任的我，在省圖書館幾十名擬晉陞中級職稱人員中以兩輪全票通過，位居前列。然而在文化廳人事處將名單上報省職改辦審批時，職稱處的那位負責同志竟毫不猶豫地將我的名字從表格中一筆勾掉了，原因很簡單：“還年輕，先放一放”。儘管當時的館領導責成人事科專門起草了情況說明，蓋了公章，予以力保，但仍無濟於事。最終還是我拎了一大包載有我學術論文的刊物，徑直找到了職改辦那位負責同志。他一篇篇翻看了我的論文後，只說了一句話：“回去讓文化廳人事處明天填表重新報上來。”對此我一直心存感激，因為我沒花一分錢，沒送一份禮，是這一大包論文感動和說服了那位同志，使我在職稱評審中絕處逢生、柳暗花明，當然也成為了省圖書館首批中級職稱最年輕的破格晉陞者。
1989年，我調省文化廳工作。新的崗位、新的環境，視野寬了，要求高了，責任重了。有了在省圖書館打下的基礎，我前行的腳步則一刻也沒有停歇。 20多年裡，除必須完成應接不暇、漫無止境的各類公文寫作和材料上報外，我先後有30餘篇有關公共圖書館、公共文化服務體系建設和群眾文化活動方面的文章、綜述、調研報告、課題報告、紀實通訊、徵文等發表和獲獎。如：論文《遼寧省少年兒童圖書館事業管理二十年回顧》在全國第三屆“蒲公英獎”（少兒文化政府最高獎）獲論文專著類優秀獎。論文《狠抓宏觀管理，引入競爭機制，推動全省公共圖書館事業發展》刊於國家圖書館《中國圖書館學報》，並評為“遼寧省第五屆社會科學省級優秀學術成果論文一等獎”。執筆完成的《遼寧省農村縣區“兩館一站”發展調研報告》被評為2000——2001年度遼寧省優秀調研成果。撰寫的《公益文化活動社會化運作的實踐與啟示》刊發於中國文化報，並被省委宣傳部評為2004年度全省宣傳文化系統優秀調研成果一等獎（第一名，共10名）。執筆完成的《遼寧省農村文化建設情況調研報告》被省委宣傳部評為2005年度優秀調研報告（全省共10篇，省直僅此一篇）。執筆完成的《加強我省農村文化建設的對策建議》被省委宣傳部評為2010年度優秀調研報告（共16篇）。參與執筆完成的《我省切實改善農民工文化生活》被省委宣傳部評為2012年度優秀調研報告（共10篇）。執筆完成的《遼寧省第八屆藝術節群眾文化活動綜述》，被時任省委常委、宣傳部長張江同志作了140字的批示，稱“很受教育和鼓舞”，“修改後送遼報發表”，“組織專版宣傳”。執筆完成的《遼寧省首屆群眾文化節綜述》，被張江同志作了150字的批示，對群眾文化節的成功舉辦表示慶賀，對全省群眾文化建設取得的顯著成效給予了高度讚揚。2010年，在省人社廳、省公務員局聯合組織的全省行政機關公務員首屆“讀書與思考”主題徵文活動中，我撰寫的徵文《再多加“一盎司”》榮獲二等獎。2013年，我撰寫的紀實通訊《為聽障人士編織有聲世界》於12月27日發表於中國文化報。2014年2月，在省委組織部、省人社廳、省公務員局聯合組織的“遼寧省公務員職業道德主題徵文”活動中，我的《八小時以外的堅守與擔當——一個國家公務員的職業操守和文化情懷》在全省推薦的305篇徵文中脫穎而出，被評為優秀徵文（共40篇，其中省直20篇，排名第五）。
每每翻檢這些已成為過去時的研究成果，些許滿足之餘，都會有這樣的想法和認識：無論是學術論文，還是課題報告，大都是我本職工作的衍生品，對我而言已經不那麼重要了；而幾十年積累下來的、深深儲存於我心腦之中的智力資源、文化積存和文字功力才是最可寶貴的；倘若這些名符其實的“無形資產”也隨着我職業生涯的終結而漸行漸失，那則是我一生中最大的損失。
由此我想到了，當一個企業難以為繼時可以轉型，可以重組，以尋求新的經濟增長點；我想到了，傳說中的鳳凰每五百年就要投身於熊熊烈火中自焚，“涅槃”重生后，其羽更豐，其音更清，其神更髓。我為什麼不能將自己多年積累的、行將逝去的這些寶貴的知識與智力資源重新激活，使其成為一種再生的、不受職業和年齡約束的文學創作能量呢？
有了這一想法，我於一年前開始集中閱讀名家散文、小說和散文名篇，矛盾、冰心、朱自清、葉聖陶、錢鍾書、楊絳、王蒙、余秋雨、莫言、路遙、梁曉聲等等，有些自是溫故而知新了。在閱讀的基礎上試着寫散文和雜文，每月不少於兩篇，還真的是獲得了事半功倍的效果，也頗有一點成就感。我寫讀書體會、影片觀后感、出國訪問紀實、勵志雜文、網絡空間感悟、生活的美好、童年的記憶；我寫我的母親、父親、老姑、妻子、孩子和我自己，以及那些值得回味的軼聞逸事，通過點點滴滴的所見、所聞、所感、所悟，弘揚傳統美德，謳歌幸福生活，抒發內心情感。到目前為止已經寫了60餘篇、15萬多字了。每篇我都發在空間里，供網友和朋友們瀏覽閱讀，以尋求思想上的共鳴、心靈上的碰撞、情感上的交融，很多人留下了激情洋溢、擲地有聲的評語和感想；有20餘篇則發在中國，其中近半數被編輯老師頭題推薦。
幾個月前，我讀了余秋雨先生早幾年在台灣中山大學作的關於《閱讀建議》與《寫作感受》的演講，其中有這樣一段話深深感染了我，也印證並更加堅定了我的寫作信念。他說：“寫和讀的關係，是一種天然吐納關係。只納不吐，不僅消化不良，而且必然會產生惡性壅阻。”“談話是一種傾吐，而寫作，則是一種更深入、更系統的傾吐。”“當然，讀書人不可能全部簡單地轉換成寫作人，此間存在着一些微妙的溝壑；但在智慧的讀書人中間，又一定隱藏着不少潛在的寫作人，可惜由於重重的心理障礙，連他們自己也不知道。”
10幾天前，由省委、省政府主辦的遼寧省第三屆全民讀書節，經各市、省直各部門自下而上的層層選拔推薦、專家評委細緻嚴格地評審評議，公布並表彰了遼寧省首屆“四佳人物”，其中：最佳寫書人18名、最佳出書人10名、最佳讀書人20名、最佳藏書人20名。我有幸獲得最佳讀書人的殊榮，除平素嗜好藏書、堅持讀書外，更得益於讀有所獲——寫作的積累。在此，我要由衷地感謝一直以來給予我熱情關心、幫助的的編輯與各位老師、文友；由衷地感謝我生活中、網絡中的親朋好友，有了你們的相知、相惜、相扶、相伴，才有我工作與人生的火熱與多彩。
（秋實於2014年7月26日寫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