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一直認為，生平受父親文化熏陶最多，受母親生活照顧最多。父親在學養才能上影響我，母親在勤勞節儉上為我楷模。
母親一生勤勞節儉，持家有方，家庭收入不多時，總能積穀防饑，有備無患。解放初至文革前，父親工薪達九十二元多，是蘇州商業界私方保留工資最高的幾位之一。但要貼付祖父母大家庭三十元，給母親家用四十元，撫養四個兒子，生活確實不寬裕了。
1970年，我們全家下放蘇北時，父親被迫以退職處理，工齡從1956年公私合營起算，一年結付一個月退職金，大約收到1500元退職金，那份高薪就永遠消失了。
六十年代中期，母親在平江街道創辦邾長巷果品加工場，月薪僅僅15元。因此，母親從不給我們零花錢。但我們四弟兄讀書，母親也從不拖欠學費。記得五六十年代，同學家境普遍貧困，學校每學期收三元學費五角書費，五角書費開學時一定要交清的，學費可以期初先交一元，以後每月分期繳。老師常常拿出五角錢一張的印花，催學生每月交了貼在一起，做繳費憑證。 令人欣慰的是，母親總是每學期全部學雜費一次交清，免去我們被老師催討之囧。
我小時候沒有吃零食的記憶，故我至今沒有吃零食的習慣，香煙絕對不碰，老酒沒有嗜好，不知個人日常開銷會用什麼錢（現在說起來算是新好男人了）。讀小學四年級那會，學校組織看電影《馬蘭花》，我也不敢問母親討錢。恰巧那天我感冒發燒，黯然回家，母親見我神情不對，就帶我去平江路大新橋巷口點心店吃點心打牙祭，確切記得當時七分錢一碗小餛飩，美味的感覺永留齒間。席間，我吞吞吐吐，欲語又止，當母親知道我想和同學一起看電影，馬上慷慨解囊，為我了此心愿。
母親將節儉的家風傳給了我。踏上社會後，我在新洋農場月薪15元，竟可儲蓄5元。1971年初起，我做鄉村民辦教師，月薪22元，年終大隊再分紅200多元，全部交付家用（因為我們是全家下放在大豐）。八十年代初期工薪僅僅三五十元，我總能每月固定儲蓄三分之一交付銀行。1981年我準備結婚時，母親把我叫到一邊，語重心長說，“阿壯，你下鄉時對大家庭貢獻最多，給你一千元辦婚事吧”。那時，哥哥只花200元買了木料，替我製作了除大床之外的全套傢具（俗稱24隻腳），用50元做了當時最流行的立體音箱，用50元做了一隻沙發。丈人親自為我做一件中山裝50元，買一床羊毛毯50元。最高支出是買回配給的大料床，花去我200元大洋，那次是我的好友巢國瑞同我一起到景德路王天井巷，用板車拖回學校的。我請人掌勺，自辦酒席七桌，五桌女方，二桌男方，費用也不過200多元。一般結婚時都有的12寸黑白電視機420元，還是婚後數月後湊錢買的。
我生平因善創收節支，一般工薪一份，兼課打工可以再做大半工資的收入，所以手頭不缺錢。但必要開銷用度時，一點不吝嗇，如遇他人困難需接濟，或捐款，數目都比常人稍多。這都是母親教化之功。
從艱難中見甜美，逆境中練修養。我從小看父母艱難持家，早在心頭刻下志願——要善待父母，盡心盡孝。所以，父母在農村時，我的收入全部交家庭共用，不留分文。父母漸漸年老，退休收入也不多，這十多年來，父母居所所用的水電煤氣、電話電視等一應費用，全部包在我的銀行賬戶上代扣。為了雙親老年生活能提高質量，幾乎所有家電，我都主動買了送去。父親平時購這買那，只要囑咐，立馬及時買了送去。近三年，父親生活自理日益困難，我請來三任保姆去照顧父母生活起居，保姆費用由我弟兄輪流承包。但願父母身體康健，延年益壽，頤養天年，就是為兒我的唯一心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