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一家企業準備淘汰一批落後設備。
董事長說：“這些設備不能扔，得找個地方存放。”於是專門為這批設備建了一間倉庫。
董事長說：“防火防盜不是小事，應找個看門人。”於是找了個看門人看管倉庫。
董事長還說：“看門人沒有約束，玩忽職守怎麼辦？”於是又委派了兩個人，成立了計劃部，一個人負責下達任務，一個人負責制訂計劃。
董事長接著說：“我們應當隨時了解工作的績效。”
於是又委派了兩個人，成立了監督部，一個人負責績效考核，一個人負責寫總結。
董事長又說：“不能搞平均主義，收入應當拉開差距。”於是又委派了兩個人，成立了財務部，一個人負責計算工時，一個人負責發放工資。
最後，董事長說：“管理沒有層次，出了岔子誰負責？”於是又委派了４個人，成立了管理部。一個人負責計劃部工作，一個人負責監督部工作，一個人負責財務部工作，一個人是總經理，對董事會負責。
一年之後，董事長總結說：“去年倉庫的管理成本為３ ５萬元，這個數字太大了，你們一周內必須想辦法解決。”
於是，一周之後，看門人被解僱了。
這個離奇的故事驗證了管理學上著名的苛希納定律：如果實際管理人員比最佳人數多兩倍，工作時間就要多兩倍，工作成本就要多４倍；如果實際管理人員比最佳人數多３倍，工作時間就要多３倍，工作成本就要多６倍。這條定律是西方著名管理學者苛希納研究發現的，故得其名。
為了驗證這個定律，管理大師杜拉克舉過一個例子。他說，在小學低年級的算術入門書中有這樣一道應用題：“兩個人挖一條水溝要用２天時間，如果４個人合作，要用多少天完成？”小學生回答是“l天”。而杜拉克說，在實際的管理過程中，可能要“１天完成”，可能要“４天完成”，也可能“永遠完不成”。
苛希納定律告誡我們：雞多不下蛋，人多瞎搗亂。那麼，責任人的數量與責任人的責任感或負責程度有什麼內在的聯繫？
１９６４年３月，在紐約的克尤公園發生了一起震驚全美的謀殺案，一位年輕的酒吧女經理在凌晨３點回家的途中被一男性殺人狂殺死。這名男子作案時間長達半個小時。當時，住在公園附近公寓里的住戶中國共產黨有３８人看到或聽到女經理被殺的情形和其反覆的呼救聲，然而沒有一個人挺身而出保護和營救她，也沒有一個人及時打電話報警。事後，美國大小媒體紛紛譴責紐約人的冷漠。
然而，兩位年輕的心理學家巴利與拉塔內對旁觀者的無動於衷、見死不救作出了新的解釋。為了驗證自己的解釋和說明，他們進行了下面的實驗。
他們讓７２名不知真相的參與者分別以一對一和四對一的方式與一假扮的癲癇病患者保持距離，並利用對講機通話。他們要研究的是：在交談過程中，當那個假病人大呼救命時，７２名不知真相的參與者所作出的選擇。事後的統計顯示：在一對一通話的那些組，有８５%的人衝出工作間去報告有人發病；而在有４個人同時聽到假病人呼救的那些組，只有３１%的人採取了行動！
因此，兩位心理學家對克尤公園的殺人案沒有人見義勇為的現象得出了令人信服的社會心理學解釋，並概括為“旁觀者效應”。
如果說巴利與拉塔內的實驗結論——“旁觀者效應”側重從定性的角度上揭示人多不負責的現象，那麼接下來我們介紹的“拉繩實驗”的結論則側重從定量的角度上闡明人多不負責的現象。
在拉繩實驗中，先把被試者分成２人組、３人組和８人組，要求各組用盡全力拉繩，然後，要求這些被試者單獨用盡全力拉繩。測量和比較的結果是，２人組的拉力只是這兩人單獨拉繩時拉力總和的９５%，３人組的拉力只是這３人單獨拉繩時拉力總和的８５%，而８人組的拉力則降到這８個人單獨拉繩時拉力總和的４９%。
拉繩實驗中出現“l+l<２”的情況說明：有人偷懶！而且在一起幹活的人越多，偷懶的現象越嚴重！社會心理學家研究認為，這是集體幹活時存在的一個普遍現象，並將其概括為“社會浪費”。
人與人的合作不是人力的簡單相加，而是要複雜和微妙得多。在人與人的合作中，假定每一個人的能力都為１，那麼l０個人的合作結果有時比l ０大得多，有時甚至比l還要小。因為人不是靜止的物，而更像方向不同的能量，相互推動時自然事半功倍，相互抵觸時則一事無成。
所以，無論是“旁觀者效應”還是“拉繩實驗”，都說明了一個普遍存在的“責任分散”現象。對某一件事來說，如果是單個個體被要求單獨完成任務，責任感就會很強，會作出積極的反應。但如果是要求一個群體共同完成任務，群體中的每個個體的責任感就會很弱，面對困難或遇到責任往往會退縮。因為前者獨立承擔責任，後者期望別人多承擔點兒責任。“責任分散”的實質就是人多不負責，責任不落實。這深刻地揭示了苛希納定律的本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