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我們這個時代，一代事物都在變。要說變化大，那得首推我的爸爸。
爸爸是“純牌”的地地道道的農民，只上過幾天小學。過去，他看誰念書，就在背地裡叨咕“整天價看個啥？不如我多給莊稼施點糞。”爸爸從來不支持我們上學。唐山大地震那年，我家的房子塌了，生活拮据，爸爸一聲令下“全都甭上了！”當時，我剛上一年級，爸爸雖然也想不讓我上，可是一想，我不但不頂用，還只會搗亂，對我格外開了思。可是姐姐們從此“望書興嘆”了。你看我爸爸當時的思想。
人們都說：“江山易改，秉性難移”，這可有點絕對。還說我爸爸吧！現在和過去簡直判若兩人，轉了個一百八十度。現在，爸爸對知識簡直像法國作家巴爾扎克寫的葛朗台追求金子那樣成了“執着”。你瞧我們家簡直成了圖書館：《農家樂》《中國農民報》《人民日報》……這是他看的；《中學語文報》《中學生學習報》《英語報》……這是給我的。對我的學習關心不關心那還用說嗎？姐姐們呢？雖然都出嫁了，他還總是讓我當老師教她們。還經常痛心疾首地說：“都怪我這死腦瓜。”爸爸是怎樣變的呢？這還得從一件事說起。
自從實行生產責任制，爸爸沒有做買賣的能耐，就在土地上想致富的辦法。他看到種棉花比種糧食收入大，就也種了一塊棉花。我們家裡從來沒種過棉花，沒經驗，想打聽，別人也沒人種。爸爸只好“閉門造車”，整天沒日沒夜地施肥呀，澆水呀，忙個不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