儒家者流。蓋出於司徒之官，助人君順陰陽明教化者也。游文於六經之中，留意於仁義之際，祖述堯舜，憲章文武，宗師仲尼，以重其言，於道最為高。
——《漢書·藝文志》
孔子的長相頗怪。“生而圩頂”，就是說，他天生的腦袋畸型，頭頂上中間低，四周高，司馬貞說，其形狀恰像倒過來的屋頂。名之曰丘，固當。不知命相學家是如何解釋的。這種頭頂是否暗示着承受天地之甘露陽光？孔子自學而成大才，其天賦必然很高。而其身長亦不凡，“九尺有六寸”，這在那時可以說是“碩人”了，“人皆謂之長人而異之”，人人都說他是長人，感到驚異。真正的一個齊魯大漢。不過，這個“長人”的身影也確實夠長了——長到遮蔽了整個民族漫長的歷史，—個民族都—直順着他的倒影前行兩干多年了，我們何時才能走出這漫漫的陰影呢？
據司馬遷和《孔子家語》的記載，孔子乃是商代“三仁”之一微子的後代。那個有名的“仁義之師”的統帥宋襄公，便是他的十一世祖——難怪他也像宋襄公那樣泥古不化，自討苦吃。用古老的仁義道德去對付現世的流氓強盜，這也是他家族的祖傳秘訣吧，只可惜常常不靈。到孔子的六世祖孔父嘉，“五世親盡，別為公族”，不再屬王族，姓也成了“孔”。後來孔父嘉又為人所逼而奔魯。所以孔子確實是一位“沒落貴族”。到他父親叔梁紇，便是連人丁也很寥落了：正妻連生九女，—妾生子叫孟皮，卻又是個跛子。年近七十的叔梁紇大概非常絕望了。但他還要作最後的努力，於是便向顏氏求婚，顏氏少女顏征“從父命”而嫁給了古稀之年的叔梁紇。所以，司馬遷說這是“野合”，“野”與“禮”相對，夫妻雙方年齡差別太大，不合周禮，所以這婚姻不是“禮合”，而是“野合”。“野合而生孔子”——這實在太有意味了，為什麼呢？孔子終其一生都在為“禮壞樂崩”而頭疼，而憤怒，而奔走呼號，要人們“克己復禮”，孰料他本人即是個不合禮的產兒呢。如果他的那位老父親真的剋制自己來恢復周禮，可就沒有孔子了。真玄哪。要知道，這不合“禮”的產兒，竟是他們這古老家族之鏈上最輝煌的一環，也是我們這古老民族歷史上最輝煌的人物啊！
宋人說，“天不生仲尼，萬古長如夜”。好抬杠的李贄就此諷刺道，怪不得孔子出生之前，人們都點着蠟燭走路。我想，話不能這麼說，也不是這麼說的。我覺得，孔子確實是懸挂在那個遙遠古世紀的一盞明燈，他使我們對那個遙遠的時代不再覺得晦暗和神秘，他使那時代的人與後代乃至於我們溝通了。我們由他知道，即便在那麼一個洪荒時代，也是有陽光普照着而萬物不探手段地生機勃勃；那時代也發生着我們今天一樣的事情：暴力和弱者的呻吟；混亂和寧靜的企望；束縛與掙扎；陰謀與流血；理想碰了釘子；天真遇見邪惡；友情溫暖，世態炎涼。在他手訂的《詩經》中，我們甚至可以體驗到最個性的感受——當那些面孔不一情性各異的個人復活時，那個時代不也就復活了嗎？
孔子生活的時代也真像他所說的，確實是混亂無道。他為之傷心不已：輝煌的“鬱郁乎文哉”的周王朝已是日薄西山，偉大的周公早已英魂遠逝，他制定的“禮”“樂”也土崩瓦解。“弒君三十六，亡國五十二”，到處都是亂臣賊子，且個個生龍活虎。西周古都廢墟上的青草與野黍也一茬一茬地青了又黃，黃了又青，根深而莖壯了，掩埋在草叢中瓦裂的陶器早已流盡了最後一滴汁液。九鼎不知去向，三禮流失民間。東周呢？龜縮在洛邑彈九之地，可憐巴巴地看着那些縱橫天下的伯霸諸侯，把九州版圖鬧得瓜分而豆刮。
無可奈何花落去，還有誰來用紅巾翠袖，擦去周王混濁的老淚？連孔子本人都不曾去那裡。在這種時候，要“興滅國，繼絕世，舉逸民”，真無異於痴人說夢。孔子正是這樣的一位痴人。痴人往往缺乏現實感。他的精神就常常脫逸出現實的背景，沉浸在過去的輝煌中，追尋着萬物逝去的方向。是的，他一生都在追尋，他周遊列國，顛顛簸簸，既是在找人，找一個能實施他主張的人，更是在找過去的影子，找東周昔日的文明昌盛。面對這一偉大帝國的文化廢墟，孔子領悟到並承諾了自己的使命！但挽狂瀾於既倒，或知其不可而為之，只不過是一種令人欽敬的悲劇精神罷了，他最終還是失敗了。當他奔波倦極歸來，在一條小河邊飲他那匹汗馬時，他偶然從平靜的流水中驚見自己斑駁的兩鬢，“甚矣，吾衰矣”（太慘啦！我已經衰老了！）他頓時心涼如水。這衰弱的老人，他的多少雄心都失敗了，多少理想都破滅了。壯志不酬，眺望茫茫無語的宇宙，他心事浩茫。人世渺小，天道無情，青山依舊，哲人其萎。於是，一句意味深長的嘆息便如一絲涼風，吹徹古今：“逝者如斯夫！”
我在幾千年後的漆黑的夜裡寫這篇文章時，宛如見到他當初衰弱地站在蒼茫高天之下的無情逝水邊。那無限凄惶的老人的晚景使我大為感動。於是這篇文章的題目也就一閃而現了：這衰弱的，即將隨着時間的流水逝去的老人，不就像黑暗曠野上快要燃盡的一枝蠟燭嗎？四面飈風，寒意四逼，這支蠟燭艱難地閃耀……
孔子死後，魯哀公裝模作樣地悲痛一番，悼念一番，他寫了一篇誄文，似乎感傷得很：“上天太不公平啦。不肯留下一位老人陪我，讓我一人在魯國孤零零的，唉，多麼悲痛。”孔子的弟子子貢毫不客氣地頂了回去：“生不能用，死而誄之，非禮也！”
其實，對孔子“生不能用”的，豈止—位魯哀公呢？孔子一生見過不少諸侯，像楚昭王，齊景公，衛靈公……等等，有誰用他呢？天下人事紛紛揚揚，新生事物層出不窮，人人都在玩新花樣，搞新名堂，他老先生拿着一把過時的且是萬古不變的尺子，東量量，西測測，這也不合“禮”，那也不合“樂”，到處招人惹人，別人對他敬而遠之也是很自然的。同時他又像一個蹩腳的推銷員，推銷過時的、早已更新換代的產品。這產品不是按顧客的需求而設計，而是要以這產品的規格來設計顧客，正如韓非嘲笑他的，不是根據腳的大小來選鞋，而是根據鞋的大小來“削足”。他這麼不合時宜，被人拒絕不是很正常的么？子貢以他的經濟實力和外交天才，到處為老師打點鼓吹，也沒有什麼效果。子貢的悲痛心情是可以理解的，但過分責備魯哀公不能用孔子，就不大合情合理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