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認為,姜戎的《狼圖騰》是當代小說中很有價值的作品,是一部深切關注人類土地家園的,以靈魂回應靈魂之書。然而,即便這樣少有的堅實之作,也明顯存在靈魂資源不足的問題。作者說,這部書的寫作歷時30年,我相信。書的主體部分寫得相當好,傾注了大量心血和體驗,觸及和誘發了人類生存的許多大道理,讓人的心為之悸動和痛楚。書的主體部分陳述了原本的內蒙古草原既受狼害又與狼不可分離,既恨狼又敬畏、崇拜狼,所謂“學狼,護狼,拜狼,殺狼”的圖騰崇拜和精神悖論;描繪了幾十次驚心動魄、傷心慘目的人狼戰爭,寫了能夠在幾天幾夜裡洪水滔天般把幾千匹馬從肉體到靈魂徹底瓦解的蚊災,也寫了黃災、白災、鼠災。在暴烈的血色場景的間隙,作者用另一副雄渾而柔情的筆調,狀繪了盪人心魄的草原之美,那翡翠般的聚寶盆,那美麗的天鵝、野鴨、大雁、那色彩斑斕的大鳥小鳥、那嬌艷欲滴的白芍藥、那滿地的無名野花、那清苦的草香,令人沉醉,讓人心胸浩闊。我一直認為,關於《狼圖騰》的文學性,不宜用常規要求,它確乎有點小說不像小說,紀實不像紀實,帶有邊緣性和嫁接性。正像任何事物都不可能界限絕對分明一樣,文體亦然。它那剛健,蒼涼,硬朗的排浪式的語句,它那不加文飾地逼真感和原生感,恰恰最能凸顯其獰厲之美。
整部作品悲愴恢弘,撞擊人心。因為,在內在精神上,它貫通了草原古老神靈騰格里與千年草原大地的血脈,畢利格老人對草原的神聖的愛統領全書,烏力吉、巴圖、陳陣、楊克、嘎斯邁、沙茨楞等人在政治災難籠罩草原時睜大着識別善惡的眼睛。作品沒有迴避內蒙古草原在外來人口壓力、極左政策脅迫下,面積一步步縮小、質地一步步惡化,日漸走向沙化、荒漠化、廢墟化的嚴酷現實。全書關注的是大命與小命息息相關、互生互補的“天之道”,關注的是草原生命的天理:如果人之理順應天之理,人必然蒙福;如果人之理與天之理一致,大自然饋贈給人的精神福分和物質財富就多得不可測度;但是,倘若“時政之理”逆於天之理又藐視人之理,時政之理被推為世間唯一真理時,草原的毀滅就在劫難逃了。畢利格老人說,因為狼會使旱獺、野兔、黃羊、羊、馬等威脅草原存活的動物的數量與草原的承載量相協調,“要是把狼打絕了,草原就活不成,草原死了,人畜還能活嗎”,可是場領導包順貴們卻說,這可是個政治性問題啊,一定要為黨和國家把狼徹底乾淨地消滅光,於是,把狼斬盡殺絕的運動開始了:傳統圍剿的辦法、為草原大忌的放火方法,草原人前所未見的雷管、機關槍、卡車聯合作戰的方式等等,都肆無忌憚地踏入草原。陳陣說,新牧場的天鵝可不能殺、那些鳥蛋可不能給糟蹋了,領導包順貴們卻說,這可是政治性問題啊,“什麼天鵝不天鵝的,滿腦子資產階級思想,不把《天鵝湖》趕下台,《紅色娘子軍》能上台嗎?”,於是所有飛的鳥被殺了,所有鳥的蛋被煮了。畢利格老人說千萬不能開墾草原,因為土層非常薄,生命層非常脆弱,一開墾就必然沙化,但領導們說這可是政治性問題啊,這麼廣大的草原不開墾種地是多大的浪費,“要想給黨和國家多創造財富,就一定要結束這種落後的原始游牧生活”。在這種違背草原生態邏輯的指揮棒下,亂挖亂墾的來了,大規模破壞草原的“兵團”來了,像榨乾機一樣,像硫磺火焰一樣,幾千年的草原被迅猛榨乾、燒毀了,牧場變成了荒沙。陳陣說:“體制荒沙比草原荒沙更可怕,它才是草原沙塵暴的真正源頭之一。”無疑地,這些描寫既屬實用層面,又使人痛切地思索着人類的生態問題。
當然,狼才是《狼圖騰》這本書的精神主載體,狼的狡猾,狼的智慧,狼的生命強力,狼的團隊精神,以及狼性,狼眼,狼嗥,狼煙,狼旗等等,才是全書的看點所在。對此我想,我們應該更多地用審美的、充滿匪夷所思的想象力的眼光,而不是充滿道德義憤的實用眼光來看待這部作品。狼固然兇殘,但在文學的王國里,未必就不能構成一種複雜的審美意象;狼肯定吃人,但通過狼性未必就不能更深邃地揭示人性。藝術是藝術,生活是生活,有時是需要分開的。在人類生活中狼是可詛咒的,在藝術世界里狼完全有可能成為觀賞的對象,就看置於什麼樣的語境了。可慮的是,藝術一旦納入嚴密的道德評判體系,自由的精神就可能遭到限制。我對小說中人與狼鬥智斗勇的大量精彩片斷很感興趣,我看陳陣鑽狼洞,掏狼崽,撫育小狼的經歷,也大為感動。在我看來,《狼圖騰》藝術震懾力很強、生命意蘊甚豐,它讓人的靈魂震顫、讓人的心智慢慢蘇醒、讓人看清“戰天鬥地”的本質、讓人知道在基本的人性天理面前應當如何珍惜、如何擁有、如何警覺、如何拒絕、如何捍衛、如何愛、如何關懷。這樣的作品在中國當代文學領域委實太少了。
是的,《狼圖騰》的主體部分是優秀的。但它的社會層面,生態層面,文化層面的描寫是不平衡的,文化層面就有不少混亂,尤其是贅在後面的《理性探掘——關於狼圖騰的講座和對話》比較糟糕。為什麼會出現這麼大的逆差?因為在主體部分作者隱藏於后,形象呈現於前,儘管作者念念不忘他的狼性偉大論,不時跳出來宣諭幾句,但形象系統畢竟具有自潔能力,能包容多側面的意義。等到作者以一個文化新大陸的發現者和宣揚者站出來大聲講話時,作者對文明史的偏執解讀和他自己靈魂資源不足的問題就暴露出來了。理性探掘部分的理論實際上與主體形象部分的形象並不融洽,甚至可以說理性探掘部分有時恰好在消解主體部分的思想。
作者在理性探掘部分宣稱,他找到了“中國病”的病根。他在探討華夏農耕文明及其國民性時發現,“中國病”就是“羊”病,屬於“家畜病”範疇;而草原民族及西方民族都因為富於“大游牧精神”,有“狼的精神”,故而能夠高歌猛進。作者認為,中國農耕文明是羊文明,草原文明及西方文明是狼文明。他借人物之口說,要是沒有狼,沒有狼這個軍師和教官,就沒有成吉思汗和黃金家族。要是沒有狼和狼文明,西方人也就不可能開拓出巨大的海外市場,更不可能有今天向宇宙太空的挑戰。這結論真是簡單得讓人吃驚。那麼什麼是“大游牧精神”呢,據作者說,那必須是以狼性為基礎、以殘酷激烈的生存競爭為前提的一種精神。作者頗為惋惜地說,只要一踏進河谷平原,一踏進農田,從事農耕文明,那就糟了,“再兇悍的狼性也兇悍不起來啦”,只能變得“溫柔敦厚”。作者恨不能從人類文明史上徹底勾銷農耕文明這一段才解氣。作者說,敦厚的華夏“文明羊”遇上了兇悍的西方“文明狼”,兩種文明相撞,撞翻的當然是羊,所以古老的華夏道路必然要被西方道路打垮,最後打成了西方的殖民地和半殖民地。原來如此!原來一切都是狼這傢伙惹的禍。全世界受夠了帝國主義列強欺凌、侮辱和掠奪之苦的人們,終於“恍然大悟”了,原來一切因為自己屬於羊性而不是狼性,因而活該。解決的辦法也立刻就有了,照作者的意思,就是回到茹毛飲血的原始牧場去,如果不能,回到“比階級鬥爭更殘酷的生存競爭中”去也行,因為只有在那兒的廝殺才能讓狼性激發出來。作者還提供了具體的藥方:“使千年來被農耕羊血稍稍沖淡了的狼性血液,恢復到原有的濃度比例”,“只有華夏民族在性格上的狼性羊性大致平衡,狼性略大於羊性,華夏中國就會疆域擴大,國富民強,繁榮昌盛”。好一個錦囊妙計啊!引述至此,事情已變得十分滑稽,沿着這個臆造的規律推衍下去,恐怕我們只能硬着頭皮反文化,反文明,甚至反人類了。有趣的是,作者卻自感滿足地說,他“總算理出頭緒來了”。
實際上,與一般人的錯誤解釋一樣,作者把根本道理弄歪了。無論西方還是東方,無論農耕還是游牧,大炮、黑奴、殖民擴張、嗜血殺戮都是野蠻而不是文明,這樣的行為給人類帶來的都是退化而不可能是進化,即使戴上“狼性”的桂冠也一樣。真正的文明應是順應大自然的規律,尊重所有生命的生存權,尊重所有民族的生活習慣,保護和珍惜生存環境,善待生命。《狼圖騰》的主體部分實際上已經說明了這個道理,也就是說,使草原欣欣向榮繁榮昌盛的既不是開疆拓土的血腥廝殺,也不是各種生命在草原上的嗜血競爭,而是草原人世世代代在順從“大命”的和平生存中對草原的善待和與草原的和諧相處。實際上,正是那些貌似偉大的開疆拓土和貌似進化的殘殺在真正地毀滅草原。
草原惡化、沙化的道理是這樣,整個人類生存的道理也是這樣。無論牧業文明、農業文明、工業文明、電子文明,從來都不是殖民屠殺,不是專制恐怖,不是販賣黑奴,不是種族清洗,而是善待所有生命。比如西方——實際上並沒有一個如作者所說的純粹的、籠統面孔的“西方”,只有不同人在做不同事的紛紜複雜的西方。在西方,有人在販賣黑奴,有人在倡導人權,有人在炫耀武力,有人在談論博愛,有人在經營跨國公司,有人在玩弄政治權術,有人在參拜納粹墓地或靖國神社,有人在虔誠地言說耶穌基督十字架的救恩。同樣是通向美洲大陸的船隻,有的載着屠殺土著居民的槍手和惡徒,有的如五月花號,則是載着尋找和宣揚天國的清教徒。這種種不同的人所做的不同的事的本質也是大不相同的,不能用“狼文明”一言以蔽之。一個最基本的道理是:殖民、殺人、專制、挑起戰爭之類永遠是反人類的,是罪惡的,是使人類退化、沙化、毀滅化的,而不是如有人說的是優勝劣汰的(順便說一句,在基督教文化中,耶穌基督是拯救世界的“羊”,耶穌基督把他要救贖的萬民也叫“羊”)。事實上,中國人的狼性並不少。魯迅先生考察中國歷史之後深深的感觸是,中國歷史的吃人性,中國人經受着比其它民族更多的經久不息的來自王的屠殺、來自匪的屠殺,常常覺得,這樣的社會“並非人間”。其實何止歷史,像文革這種扼殺人性的殘酷鬥爭還少嗎?中國歷史上的大破壞大災難遠比世界上其它國家多而深重。就某種意義而言,中國歷史的本質恰恰是狼性的肆虐。
總之,用羊性和狼性來劃分文明史,是極不科學的。社會達爾文主義者鼓吹在社會生活中弱肉強食你死我活,其結果並不是優勝劣汰,而是世界被毀壞、被沙化。難道我們對那麼多物種的滅絕沒有感覺?難道我們對那麼多熱帶雨林被大規模沙化意味着什麼一無所知?有報道說,臭氧層的破壞、各種污染、各種毀壞已使地球不堪重負,光是氣候變異這一項,就足使人類在極端的時間裡面臨滅頂之災。
讓我們回到中國當代文學中來。為什麼總是難於出現觸及人類靈魂的真正傑出的大作品,或者總是半部傑作現象,總是缺乏靈魂,總是只有優秀的局部而缺少巨大的概括力?對此現有各種說法。其實,最根本的原因是我們的文化精神中缺乏人類最重要的心靈資源,缺乏永恆的神聖的內心真正服膺的道德理想和精神信仰。當然,事情是複雜的,我們不能因作家的觀念而忽視作品的藝術成就。由於缺少更高的光亮和聲音,必然使當代中國文學短視。陀思妥耶夫斯基在《卡拉馬佐夫兄弟》中借人物之口說過,如果沒有上帝,那麼,人,什麼都可以做。就是說,如果人的心裡沒有永恆的信仰和準則,必然會為所欲為。靈魂信仰的問題是人類首要的和基本的問題,我們的很多作家並不具備這樣的資源。於是,急於解救現代人精神困境的作家,有時候就不得不用心造的幻影如“狼崇拜”之類來充當替代品了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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