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19年的“五四”運動，曾任北京大學校長的蔣夢麟在其回憶錄《西潮》對其如此記述：“北京政府的要員中有三位敢犯眾怒的親日分子。他們的政治立場是盡人皆知的。這三位親日分子——交通總長曹汝霖，駐日公使陸宗輿，和另一位要員章宗祥——結果就成為學生憤恨的對象，群眾蜂擁到曹宅，因為傳說那裡正在舉行秘密會議。學生破門而入，滿屋子搜索這三位‘賣國賊’。曹汝霖和陸宗輿從後門溜走了；章宗祥則被群眾抓到打傷。學生們以為已經把他打死了，於是一鬨而散，離去前把所有的東西砸得稀爛，並且在屋子裡放了一把火。這時武裝警察和憲兵已經趕到，把屋子圍得水泄不通。他們逮捕了近六十位帶往司令部，其餘的一千多名學生跟在後面不肯散，各人自承應對這次事件負責，要求入獄。結果全體被關到北京大學第三院（法學院），外面由憲警嚴密駐守。”這還算一種比較價值中立的敘述，大量與此相類似的敘述，尤其是後來歷史教科書里對“五四”的宏大敘述，逐漸地建構了一個關於“五四”愛國運動的完整譜系，而在“五四”運動中發生的具體細節，尤其是當事人中間被暴力一方的記憶，似乎隱沒不彰。
晚年曹汝霖回憶，得知北京大學生可能衝擊曹宅后的北京警察廳派去保護的三四十名警察，因為上頭交代“文明對待學生”，故連警棍都沒有帶，警察們只好就近尋找木板石塊之類去封堵大門。在東交民巷使館區遇阻的學生，迅即轉向來到曹宅。時隔數十年，曹汝霖似仍清晰地記得“五四”運動中的這一幕：
我於倉猝間，避入一小房（箱子間），仲和（指章宗祥，引者注）由仆引到地下鍋爐房（此房小而黑）。這箱子間，一面通我婦卧室，一面通兩女卧室，都有門可通。我在裡面，聽了砰然一大聲，知道大門已撞倒了，學生蜂擁而入，只聽得找曹某打他，他到哪裡去了。后又聽得砰砰蹦蹦玻璃碎聲，知道門窗玻璃都打碎了。繼又聽得瓷器擲地聲，知道客廳書房陳飾的花瓶等物件都摔地而破了。
后又打到兩女卧室，兩女不在室中，即將鐵床的桿柱零件，拆作武器，走出了女兒卧房，轉到我婦卧房。我婦正鎖了房門，獨在房中，學生即將鐵杆撞開房門，問我在哪裡。婦答，他到總統府去吃飯，不知回來沒有？他們即將鏡框物件等打得稀爛。我婦即說，你們都是文明學生，怎麼這樣野蠻？我在小室，聽得逼真，像很鎮定。他們打開抽屜，像在檢查信件，一時沒有做聲。后又傾箱倒篋，將一點首飾等類，用腳踩踏。我想即將破門到小屋來，豈知他們一齊亂嚷，都從窗口跳出去了，這真是奇迹。
又到兩親卧室，將一切器皿打毀，對我雙親，承他們沒有驚動。打開櫥門見有燕窩銀耳之類，即取出了匣子摔了滿地。我父即說，這是人家送給我的，我還捨不得用，即送給你們好了，何必暴殄天物？他們不理，還是踐踏得粉碎而去。後到汽車房，將乘用車搗毀，取了幾筒汽油，將客廳書房等處澆上汽油，放火燃燒。
《隨筆》2013年第2期出版：《隨筆》雜誌社
據周策縱的研究，在騷亂中院子里學生和警察也有些衝突。但是當時警察在那種情形之下，態度相當溫和，實際上他們有些人“保持一種寬厚的中立”，只是受到了上峰幾次緊急命令之後，才被迫干涉學生。當時的一份報紙報道說：“對中國地方上的觀眾說來，這似乎是一個非常尖銳的譏刺。這個人（指曹汝霖，引者注）曾經替整個北洋軍隊籌措到所有的軍費和軍火，他通過他的夥伴可以指揮數十萬大軍，卻被青年學生把自己的房子一掃而光，竟沒有一個人來替他開一槍作一臂之助！”可見，當時的北洋軍閥在學生面前，相當克制，有論者指出，北洋軍人尚且遺留有晚清軍人尊重讀書人的習性。
這就是曹汝霖版的火燒趙家樓的大致情節，當驚魂甫定的曹汝霖面對前來執勤的警察官員時，曹說，打人放火的都沒有抓到，這些盲從的學生不必為難他們，請都釋放了吧。參與“五四”暴力的學生中，有後來成為著名教育家和作家的江紹原等人。“五四”遊行總指揮傅斯年，基於對運動中的暴力的反感而中途退出，而梁漱溟則在事後批評北京大學生缺乏法治理念，認為這三位官員未經法院審判而被毆打、驅除，這本身即構成違法，引發了當時社會輿論之嘩然。時過境遷，身為受害者的交通總長曹汝霖對“五四”的評價卻相當溫和：“此事對我一生名譽，關係太大。學生運動，可分前後兩段，前段純系學生不明事實，出於愛國心，雖有暴行，尚可原諒。後段則學生全被利用，為人工具。”姑且不論孰是孰非，我們從“五四”后沒多久就遠赴英倫留學的傅斯年的文章《〈新潮〉之回顧與前瞻》，可以讀出他對這一段學生運動史的沉痛反省：
中國的政治，不特現在是糟糕的，就是將來，我也以為是更糟糕的。兩千年專制的結果，把國民的責任心幾乎消磨凈了。所以中國人單獨的行動什九卑鄙齷齪，團體的行動什九過度逾量——這都由於除自己之外，無論對於什麼都不負責任。我常想，專制之後，必然產生無治：中國既不是從貴族政治轉來的，自然不能達到賢人政治一個階級。……所以在中國是斷不能以政治改政治的，而對於政治關心，有時不免是極無效果、極笨的事。……然而以個人的脾胃和見解的緣故，不特自己要以教書匠終其身，就是看見別人作良善的政治活動的，也屢起反感。
這種從“五四”政治運動，而折轉到文化運動和思想啟蒙的另一種轉向，卻往往在我們的歷史敘述中被有意地遮蔽了，若曹汝霖生前曾經讀到“五四”學生領袖傅斯年的這一番掏心掏肺的誠懇自白，也許會稍微心安一點吧。
初二:董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