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詩化紅樓”門外談

　　馮其庸先生詩曰：“大哉紅樓夢，浩蕩若巨川。眾賓欣華集，再論一千年。”近年來，“紅學”發展成中國的一門顯學，感受“哲人作家”曹雪芹的博大與精深。研究紅學，把原創與品評相結合，多角度，多層面地審視“紅學”的藝術天地，把藝術鑒賞與理論研究相結合，實事求是地登堂入室，領略《紅樓夢》的遼闊美妙的藝術風采。

　　寫這篇文章前，我想寫一篇《紅學與國學》，我手邊有大量的資料，可惜沒有時間，這篇文章只要一展開，就是幾十萬字的論文，推到以後再說吧。正是“紅學”範圍廣，涉及面大，程度深。就曹雪芹的家世，版本研究，資料彙編，作者考據，還有《紅樓夢》本身的藝術與美學，史學，社會學，心理學，意象學等等。都與“國學”有着密切的聯繫，其實“紅學”也是“國學”的一部分。但有好多文化以超越“國學境”。

　　詩化紅樓。“詩”這個字在西周的時候才出現，在甲骨文中尚未見到“詩”字，學者專家們公認的甲骨文中的“寺”字為“詩”字的初文。截至目前，在文字學與語文學範疇，學者有中說法：一是“詩從志”說；一是“詩從寺”說。參閱東漢許慎的《說文解字·言部》說：“詩，志也。”《韻會》引《說文解字》多出於“志發於言”四字。學者楊樹達在《說詩》一文中，明確地闡發，認為“詩”字“從言寺聲”，古文字則“從言之聲”，“言之|”就是“言志”，“寺”字亦從“之”聲，“之、志、寺”古音相同，從言寺之“詩”，就是言志。

　　西方的一位詩學家對“詩”也做過一些訓詁，闡釋。其實，詩就是詩，詩有詩的形式，詩有詩的內容，不論是文字學，訓詁學如何解釋，都不能把“詩”詮釋到底，只是表面上對詩歌的一種發微與探究。“詩本詩”，解釋是一種多餘，或為其他人的事兒。倘若把能解釋透徹的東西說成詩歌的話，我認為，寫詩就毫無意義了。

　　《紅樓夢》是一部“詩化”小說，作者以詩的方式，詩的意象，在主觀創作衝動的驅使下，意象經營中融匯了雅俗文化的藝術化——詩化。小說大多都是主題與本體的流通趨勢，把語言文字與作者的才情貫通過程中，帶有一種“渠道性”的文化啟發，在某種意義而言，甚至還有中“商品味兒”。詩歌就大不同了，詩歌主要是強調“自我性”比較強，我寫“我神，我心，我意”等，有時根本不考慮讀者，只是抒發自我，“我歌我徘徊”一個人，一支筆，一輪月，或者什麼沒有，都可以恬吟密詠，慷慨大發，寫盡心中“塊壘”，抒發自己的強弱感情，喜怒憂愁等，自我宣洩，自我吐露，自我表白。甚至有時，根本不考慮對方的閱讀，情感律動與文字交融一體，即“筆落驚風雨，詩成泣鬼神。”小說儘可能地適合大眾民俗的口味，比較傾向與“群體”，歷史上的詩人，大都帶着一時情，一時感，一時“炸破的心”與一時衝動的文化意蘊與詩歌靈感。小說根本沒有一時就能寫成的，都是多年的醞釀，多年的苦心，才能面世。詩歌有時候“詩勢”突來，氣如天風海濤，俯仰之間即成。從屈子的“發憤以抒情”到曹雪芹的“醉餘風掃如椽筆……”傾灑一腔寫作熱血，吐出心底的血淚。我就想起詩仙李太白的“抽刀斷水水更流”的意境效果。曹雪芹也追求的是這種效果。

　　當閱讀周汝昌的《紅樓夢與中華文化》、何永康的《紅樓美學》、馮其庸的《紅樓夢家世新考》、梅新林的《紅樓夢的哲學精神》、余英時的《紅樓夢的兩個世界》、劉夢溪的《紅龍夢與百年中國》、張愛玲的《紅樓夢魘》、高國藩的《紅樓夢民俗趣話》、俞曉紅的《紅樓意象闡釋》、《紅樓夢學刊》等新、舊紅學研究的著作時，我也不知不覺地對“紅學”有了一些興趣。但是，此時的我，只記得“千紅一哭（窟），萬艷同悲（杯）”……落得個白茫茫的大地真乾淨。

　　《紅樓夢》中蘊含著儒、道、禪哲學精神，其中“好”便是“了”，“了”便是“好”，這樣有無寂空境界，是學術史上的一個奇迹，我就想起了劉心武的《紅樓望月》，但願我門在“紅樓夢”里更上一層樓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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