時入深秋，寒冬將至，萬木凋零，山河失色。只有夾在書本間的那些樹葉還為人們保留着某種記憶。余秋雨的散文，就像那些樹葉中的一片，細細品味，還殘留着山林中的依稀氣息，更喚醒了我們那已被時代大潮沖淡了的深埋心底的民族榮辱感。每次讀完，心中都莫名的悸動着。
他的第一本散文集《文化苦旅》就是憑藉山水風物來探求中國文化歷史命運。其中的《道士塔》讀來令人震撼，讓人心痛。他從對幾座僧人的圓寂塔的描述而引出了敦煌石窟的罪人：王圓籙。這個“穿着土布棉衣，目光獃滯，畏畏縮縮，是那個時代到處可以遇見的一個中國平民。他原是湖北麻城的農民，逃荒到甘肅，做了道士。幾經周折，不幸由他當了莫高窟的家，把持着中國古代最燦爛的文化。他從外國冒險家手裡接過極少的錢財，讓他們把難以計數的敦煌文物一箱箱運走”。
請看這組觸目驚心的數字，“1905年10月，俄國人勃奧魯切夫用一點點隨身帶着的俄國商品，換取了一大批文書經卷；1907年5月，匈牙利人斯坦因用一疊子銀元換取了24大箱經卷、5箱織絹和繪畫；1908年7月，法國人伯希和又用少量銀元換去了10大車、6000多卷寫本和畫卷……。”，讀到這裡，我實在讀不下去了，緊緊地閉上眼睛，讓那代表屈辱的滾滾熱淚咽回肚子里，一種沉重的歷史責任感油然而生。
對於王圓籙，我無話可說。他是一個愚昧無知的農民，他並不知道這座石窟的價值。他是那種為了蠅頭小利連祖宗和人格都能出賣的小人。可當時的清政府呢？那些達官要人呢？他們非常清楚石窟的價值，但卻沒有那個赤腸，把祖先的遺產好好保護一下，而是想着“什麼時候再讓那個道士送幾件寶物來”，好為他們升官發財打通道路。
如果說，1860年八國聯軍帶着槍、炮和軍隊攻佔北京，對圓明園明爭強搶，我們沒有力量抵禦，而使圓明園被洗劫一空，最後燒毀。可在1905年以後的若干年裡，那些外國學者、專家卻沒有帶一槍、一炮、一兵、一卒，就那麼堂而皇之的把我們祖先留給我們的燦爛文化廉價的一車車、一箱箱的運走了。不僅沒有受到任何阻攔，我們竟然大開方便之門，任他們自由出入。是他們沒有料到的簡單、容易。沙漠上，那一道道深深的車轍，是對我們民族多麼大的侮辱和諷刺呀！
今天，敦煌研究院的專家們只得一次次從外國博物館買取敦煌文獻的微縮膠捲，帶着屈辱和嘆息，走到放大機前…………(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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