計劃與市場的關係問題，是社會主義經濟體制中的核心問題。自社會主義社會基本制度建立以來，我們黨對這個問題一直在進行艱辛的探索。十一屆三中全會之後，我們黨相繼提出了“計劃經濟與市場調節相結合”等改革方案，使人們逐步擺脫了只有計劃經濟才是社會主義基本經濟特徵的觀念，並最終根據鄧小平關於計劃多一點還是市場多一點不是社會主義與資本主義本質區別的論斷，在黨的十四大上作出了由計劃經濟體制向社會主義市場經濟體制轉變的決策。這是我們黨在認識和處理計劃與市場問題上的一個重大的突破性進展，是對馬克思主義經濟理論的一個創造性發展。但實踐也告訴我們，對這一問題的探索並沒有就此完結。在社會主義市場經濟條件下如何正確處理市場機制與宏觀調控的關係，仍然是社會主義經濟體制中一個需要不斷解決的重大問題。最近出版發行的《江澤民文選》和江澤民《論社會主義市場經濟》，對這一問題都有大量論述，為我們正確認識在社會主義市場經濟的宏觀調控中運用計劃手段的必要性、可能性和途徑，提供了重要指導。
一、社會主義市場經濟需要國家通過宏觀調控來抑制市場的弱點，彌補市場的不足
高度集中的計劃經濟體制的一個突出弊病就是集中過多、信息不靈、活力不強，而市場對經濟信號的反應卻是靈敏迅速的，並且能通過競爭機制和價格槓桿，把資源配置到效益較好的環節中去。正因為如此，我國隨着經濟規模的不斷擴大，把計劃經濟體制轉變成了社會主義市場經濟體制。但這是否意味着市場就沒有短處、計劃就沒有長處了呢？不是的。
1992年6月9日，江澤民同志在中國共產黨中央黨校省部級幹部進修班上的講話中明確指出：“市場也有其自身的明顯弱點和局限性。例如，市場不可能自動地實現宏觀經濟總量的穩定和平衡；市場難以對相當一部分公共設施和消費進行調節；在某些社會效益重於經濟效益的環節，市場調節不可能達到預期的社會目標；在一些壟斷性行業和規模經濟顯著的行業，市場調節也不可能達到理想的效果。”因此，“這就要求我們必須發揮計劃調節的優勢，來彌補和抑制市場調節的這些不足和消極作用，把宏觀經濟的平衡搞好，以保證整個經濟全面發展。”他還提出，“在那些市場調節力所不及的若干環節中，也必須利用計劃手段來配置資源。同時，還必須利用計劃手段來加強社會保障和社會收入再分配的調節，防止兩極分化。”（《江澤民文選》第1卷第201頁）
在十四屆三中全會討論通過《關於建立社會主義市場經濟體制若干問題的決定》時，江澤民同志就正確處理加強宏觀調控和發揮市場作用的關係問題進一步指出：“建立社會主義市場經濟體制，就是要使市場在國家宏觀調控下對資源配置起基礎性作用。國家宏觀調控和市場機制的作用，都是社會主義市場經濟體制的本質要求，二者是統一的，是相輔相成的、相互促進的。要改革傳統的計劃經濟體制，必須強調充分發揮市場在資源配置中的基礎性作用，不如此便沒有社會主義市場經濟。但是，同時也要看到市場存在自發性、盲目性、滯后性的消極一面，這種弱點和不足必須靠國家對市場活動的宏觀指導和調控來加以彌補和克服。”（《論社會主義市場經濟》第159頁）在1992年6月9日中國共產黨中央黨校省部級幹部進修班上的講話中，他還把“市場經濟和計劃經濟的長處有機結合起來，充分發揮各自的優勢作用”，作為社會主義市場經濟的三個主要特徵之一。這說明，我們把計劃經濟體制變為社會主義市場經濟體制，不等於說市場就是萬能的，也不是說計劃就一無是處。相反，要在充分發揮市場機制反應靈敏的優點的同時，通過包括一定的計劃調節在內的宏觀調控來抑制和彌補市場調節的消極作用與局限性。
二、社會主義市場經濟的宏觀調控與資本主義市場經濟的政府調控不完全是一回事
江澤民同志指出：上世紀“三十年代以來，西方國家都已不存在完全自由的市場經濟了，都是由政府程度不同地調控經濟的發展。”（《論社會主義市場經濟》第90―91頁）“到了二次大戰後，尤其是六十年代以來，隨着資本主義所固有的矛盾日益加深以及科學技術的迅速發展，一些西方發達國家紛紛制定和實施各種形式的宏觀經濟計劃。”因此，“不能把有計劃只看成是社會主義獨具的特徵”（同上，第3頁）。另一方面，他又指出：“建立社會主義市場經濟體制，是要改革過去那種計劃經濟模式，但不是不要計劃，就是西方市場經濟國家也都很重視計劃的作用。我們是社會主義國家，更有必要和可能正確運用必要的計劃手段。”“社會主義制度下和資本主義制度下運用計劃手段的範圍和形式是會有些區別的，如同運用市場手段的範圍和形式也是會有些區別的一樣。”“在當今世界，沒有哪一個國家的市場經濟是不受政府調控的。我國是社會主義國家，應該而且也更有條件搞好宏觀調控。”（同上，第31、3、159頁）這就告訴我們，儘管資本主義國家也有計劃調節、有宏觀調控，但社會主義市場經濟的計劃調節、宏觀調控，無論在目的、範圍、形式上還是在實施的有效性上，都與資本主義國家有所不同。這主要有以下幾個原因。
首先，我國的社會主義基本制度與資本主義國家不同。江澤民同志說：“社會主義市場經濟體制是同社會主義基本制度結合在一起的。”（《江澤民文選》第1卷第227頁）“我們搞的是社會主義市場經濟，‘社會主義’這幾個字是不能沒有的，這並非多餘，並非畫蛇添足，而恰恰相反，這是畫龍點睛。所謂‘點睛’，就是點明我們的市場經濟的性質。西方市場經濟符合社會化大生產、符合市場一般規律的東西，毫無疑義，我們要積極學習和借鑒，這是共同點；但西方市場經濟是在資本主義制度下搞的，我們的市場經濟是在社會主義制度下搞的，這是不同點。”（《論社會主義市場經濟》第203頁）這就決定了社會主義市場經濟的宏觀調控需要把“國有經濟和整個公有制經濟在市場競爭中不斷發展壯大，始終保持公有制經濟在國民經濟中的主體地位，充分發揮國有經濟的主導作用”，把“防止兩極分化，逐步實現共同富裕”，“把人民的當前利益與長遠利益、局部利益與整體利益結合起來”當成自己的重要目標。（《江澤民文選》第1卷第441、227頁）另一方面，由於社會主義制度具有集中力量辦大事和全國一盤棋的優勢，因而使社會主義市場經濟的宏觀調控更有可能和條件實現自己的目標。正如江澤民同志所說：“消滅貧困，實現共同富裕，是社會主義的本質要求和社會主義優越性的體現……發展社會主義市場經濟體制，既要追求資源配置的效率目標，也要兼顧公平原則，更要對貧困地區採取有效的扶持政策。”（《論社會主義市場經濟》第166頁）我國社會主義市場經濟“既可以發揮市場經濟的優勢，又可以發揮社會主義制度的優越性，在處理市場機制和宏觀調控、當前發展和長遠發展、效率和公平等關係方面，應該比西方國家做得更好、更有成效。”（《江澤民文選》第1卷第467頁）
其次，我國的國情和發展階段與資本主義國家尤其是西方發達國家不同。經過50多年的社會主義建設，尤其是20多年的改革開放，我國綜合國力和人民生活水平都有了大幅度提高，與建國之初相比早已不可同日而語。但人口多、底子薄、耕地少、資源相對貧乏、地區間發展不平衡等，仍是我們的基本國情。我國經濟總量已躍居世界第4位，但人均GDP仍排在世界的第100位以後。因此，從總體上講，我國仍然處在並將長期處在社會主義初級階段，仍然是並將長期是發展中的國家。與西方發達國家相比，我國和它們既不在一個起跑線上，也沒有並駕齊驅。這些都決定了宏觀調控對於我們比對於它們更加重要。正如江澤民同志指出的那樣：“我們是一個發展中的社會主義國家，生產力相對落後、整體素質不高，經濟發展又很不平衡，特別是我們沒有搞社會主義市場經濟的經驗。我們的國情和目前所處的經濟發展階段，要求我們必須搞好國家宏觀調控。”（《論社會主義市場經濟》第118頁）“我國是發展中的大國，又處在經濟體制轉軌、產業結構升級和經濟快速發展的時期，加強和改善宏觀調控尤為重要。”（《江澤民文選》第1卷第467頁）
再次，經濟體制轉軌也是我國的社會主義市場經濟比西方發達國家更需要宏觀調控，而且調控的範圍、形式也不盡相同的一個重要原因。江澤民同志指出：“我們的經濟體制正在向社會主義市場經濟體制過渡，原有體制的一些弊端沒有消除，新體制尚未形成，市場機制未能有效發揮作用。在體制轉軌過程中，需要有一系列相應的體制改革和政策調整，必然涉及經濟基礎和上層建築的許多領域，要從總體上協調好各方面的利益關係，就必須加強和改善國家宏觀調控。”（《社會主義市場經濟》第118頁）
三、社會主義市場經濟體制下的宏觀調控應注意總結和汲取計劃經濟的經驗教訓
社會主義市場經濟體制不是對計劃經濟體制的細枝末節的修補，而是經濟體制的根本性變革，但我們也應注意認真總結和汲取計劃經濟的經驗和教訓。黨的十四大召開前夕，在1992年6月9日中國共產黨中央黨校省部級幹部進修班上的講話中，江澤民同志在解釋為什麼會從“計劃與市場相結合的社會主義商品經濟”、“社會主義有計劃的市場經濟”、“社會主義的市場經濟”這三種提法中，選擇後者作為新經濟體制的提法時說過：“有計劃的商品經濟，也就是有計劃的市場經濟。社會主義經濟從一開始就是有計劃的，這在人們的腦子裡和認識上一直是清楚的，不會因為提法中不出現‘有計劃’三個字，就發生是不是取消了計劃性的疑問。”（《江澤民文選》第1卷第202頁）在黨的十四大報告中，他又指出：“原有經濟體制有它的歷史由來，起過重要的積極作用”。（同上，第212頁）過了兩年，他進一步指出：“對計劃經濟體制曾經起過的歷史作用，我們是充分肯定的。從歷史進程看，蘇聯能夠對付並最終打敗德國法西斯，同他們通過計劃經濟建立了獨立的完整的工業體系和國民經濟體系是分不開的。這就是說，在無產階級奪取政權和建設社會主義初期那種歷史條件下，實行計劃經濟還是有其必要的。我們建國初期的歷史也說明了計劃經濟曾經起過重要作用……我們既不能抱着過去的計劃體制不放，看不到它的弊病和改革的必要性，也不能照搬照抄西方資本主義市場經濟的模式，而應在總結我們搞計劃經濟的經驗教訓和借鑒西方國家搞市場經濟的有益經驗的基礎上，通過實踐、認識、再實踐、再認識，開拓一條發展社會主義市場經濟的正確道路，使這種新的經濟體制逐步成熟和完善起來。”（《論社會主義市場經濟》第203―204頁）這些論斷告訴我們，計劃經濟與經濟計劃既有聯繫又有區別，我們放棄了計劃經濟體制，但沒有取消經濟的計劃性。計劃經濟時期積累的搞經濟計劃的一些有益經驗，完全可以為社會主義市場經濟所繼承、所借鑒。
社會主義市場經濟的宏觀調控主要應當運用經濟手段、法律手段，但也離不開對計劃手段和行政手段的運用。江澤民同志指出：“國家計劃是宏觀調控的重要手段之一。”他又指出：“在當前新舊經濟體制轉換的過程中，為保證整個國民經濟穩定協調發展，盡量減少可能出現的不協調甚至混亂現象，必須運用經濟手段、法律手段，同時輔之以必要的行政手段加強宏觀調控。那種以為搞市場經濟就可以離開國家的宏觀指導和調控，放任自流、自行其是、隨心所欲，完全是一種誤解。”（《論社會主義市場經濟》第31、90頁）他還說：“宏觀調控應當以間接手段為主，更多地運用經濟的和法律的辦法。但在目前經濟體制轉換過程中，由於多種因素，一時還難以完全做到。必須根據經濟運行的實際情況，相機綜合地運用各種手段，其中包括採用一些必要的行政手段，以利於不失時機地解決矛盾和問題。”他強調：“必須採取必要的行政手段，這是因為經濟生活中出現的大量秩序混亂的問題是由於行政行為導致的。同時，目前的管理體制也需要通過行政手段來保證經濟手段正確、有效地實施。”“越是改革開放，越是搞活經濟，就越要加強紀律性和法制觀念，越要防止和克服那種有令不行、有禁不止、各行其是、紀律鬆弛的現象。”（同上，第200、119、46頁）可見，在當前情況下，運用計劃手段、行政手段對於我們搞好社會主義市場經濟條件下的宏觀調控仍然是很重要的。
江澤民同志關於社會主義市場經濟條件下宏觀調控的論述，是他關於社會主義市場經濟思想的重要組成部分。深入學習這些論述，有助於我們進一步搞清楚什麼是社會主義市場經濟的宏觀調控，以及怎樣加強社會主義市場經濟的宏觀調控。我們要把學習《江澤民文選》同樹立和落實科學發展觀緊密結合起來，把社會主義市場經濟中的市場調節和計劃調節有機結合起來，在充分發揮市場配置資源的基礎性作用和加強宏觀調控兩方面共同努力，保證我國經濟真正走上全面、協調、可持續發展的軌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