官德修養之我見從一般意義上講，官德和醫德、師德一樣，亦屬於職業道德的範疇。職業道德作為道德結構中的一個組成部分而存在，隨着社會和職業的發展而發展。任何一種職業道德的生成、發展和不斷完善，不僅在於其客體的變化、發展，更在於其主體的把握、內心信念的牢固，以及情感的一貫和意志的堅定諸因素趨於理想狀態的結合。人類社會由於分工的不同，使得職業和職業道德林林總總。在數不勝數的職業道德中，影響最大，也最為世人關注的則應首推官德。作為職業道德的官德，除了具有一般職業道德的特點和要求外，還具有其自身的特殊性。這種特殊性主要源於“官”這種社會階層和職業的特殊性。其他任何一種職業道德，就其對社會產生的影響而言，都不及官德來得直接而明顯、廣泛而深刻、久遠而恆新。官德，主要是指為官者在其領導或管理活動以及權力運用的過程中，所展現的人格品質、思想境界和心理素質等方面要素的總和。顯然，為官者品德的優劣，將直接影響其領導活動的成敗，及其在社會上和老百姓心目中形象與威信的高低。在我國，官德如何，歷來為社會關注，為百姓矚目。這不僅僅是因為我們這樣一個具有幾千年悠久歷史的國家，在長達兩千多年的封建社會中，重德治，輕法治；重人倫，輕理性的原因，還在於作為維繫我國整個封建社會得以綿延兩千餘年的儒家文化所張揚的基調和凸現的文化核心。這就是以孔孟為代表的儒家所倡導、並為自漢武帝以後的歷代封建統治者所推崇奉行的一整套包括仁、義、禮、智、信在內的儒家學說。我們通常講的優良的道德傳統，一般來說，就是指以儒家倫理道德為主要內容並包括墨家、道家、法家等傳統倫理道德思想的精華。以儒學為代表的倫理道德，曾深深地影響了中國兩千多年封建社會的歷史進程，並規範着我國各族人民的思想和精神，同時也規範和指導着歷代統治階層——上至皇帝、諸侯，下至州縣小吏的為官之道。儘管在今天，我們以馬克思主義的眼光重新審視這些倫理道德時，不難發現其中的良莠互陳，魚龍相間，精華和糟粕同在的複雜情況，但我們也應該肯定，以儒家為代表的傳統倫理道德思想，在我國世代的老百姓和知識人士頭腦中是根深蒂固的。它對於中華民族歷史的發展，特別是在抵禦外來侵略，維護整個國家的政治局面方面，是起過和正在起着積極的作用的。因此，這就從根本上決定了中華民族是一個十分重視人倫道德和思想感情的民族。我們評價任何人，道德都是作為一條重要的標準來使用的。所以，人品重於文品，人品重於藝品的觀點，在中國人的心目中是心領神會的。無論在歷史上還是當今社會，人們都是用道德這一標準來衡量每一位為官者，只不過是不同的社會和時代對德的要求內容不同罷了。今天，我們黨在選拔任用幹部的問題上，總的原則是堅持德才兼備和“四化”（革命化、年輕化、知識化、專業化）的方針，即便是在考核幹部時，也是堅持德、能、勤、績的標準。官德狀況引起的社會關注和百姓矚目。一方面，是傳統的民族文化、心理特徵和歷史沿革使然；另一方面，則是由“官”這一特殊職業和為官者道德品質的影響和作用決定的。因為大凡是官都意味着權威，二者有着不解之緣。恩格斯在《論權威》中指出：所謂權威，是把一部分人的意志強加給另一部分人。它是以服從為前提的。羅伯特·A·達爾在其《現代政治分析》中指出：“如果Y承認X控制Y的合法性，X就對Y有權威。或者，如果Y承認有義務服從X，X對Y也有權威”。我們知道，凡是官，無論是高層的，中層的，基層的，其手中都掌握着大小不等的權力。需要指出的是，權力並不等於權威。權威是有威望的權力。官的權威表現在為官者與百姓的關係上，它既反映為官者的權力和威望，也反映着老百姓對這種權力和威望的認可和服從。從一定意義上講，為官者的權力是通過法定權實現的，而其威望則憑藉為官者品德人格和意志諸因素去得到。因此，在現實生活中，並不是百分之百的領導者在群眾中都享有權威的，他們的所作所為給群眾的印象也並不都是滿意稱心的。因而，有的領導幹部在職時，僅僅只能憑藉權力中的法定權去主觀地、強制性地展開效率低下、群眾口服心不服的領導或管理活動。顯然，這種領導或管理活動是很難達到最佳狀態，當然，也就難以實現領導的目標。一旦這些領導者從領導崗位上退了下來，沒有過去的權力，群眾對他們的態度就由原來的口服心不服轉變成了不理不睬。這樣的領導者當然只能算一個平庸的官。在新的歷史條件下，我們談官德修養不能不注意到領導者的政治立場、政治態度和法制觀念同其自身道德修養的內在聯繫。先說政治立場和態度。一般地講，道德操守良好，修養功底深厚的領導者，在觀察、分析和處理問題時，能夠保持清醒的頭腦；站在正確的立場上，做到態度堅定，旗幟鮮明。這是由於這樣的領導者其日常的學習和理論積累、實踐經驗，特別是日積月累的道德修養，為其領導工作提供了一個厚實的思想基礎和堅強的精神支柱。即便是面臨紛繁複雜的局勢，他們也能駕輕就熟，穩定大局。那些缺乏道德修養，素質平平甚至低下的領導者在他們面前就相形見絀。因此，我們可以說，為官者，不論其職位高低，也不論其資歷深淺，如果具備了高尚的道德修養，他就會有一種強烈的事業心，就會有一種“為官一任，造福一方”的使命感，就會常常把老百姓放在心中，處處把為百姓蒼生辦實事、好事作為自己義不容辭的責任；就會將廣大勞動人民的冷暖安危和禍福繫於一身。否則，就會被老百姓詬病，遭歷史淘汰。所以，中國老百姓對當地的官的另一種稱呼為“父母官”。“父母官”就是要牽挂百姓，愛護百姓，保護百姓。比如，為中國革命和建設事業“鞠躬盡瘁、死而後已”的周恩來；共產黨人的楷模焦裕祿和孔繁森，等等。他們的偉大人格和精神將百代流芳。這些不同時代的優秀領導們秉承並弘揚了中華民族的道德傳統，並結合自己所處的時代及其特徵，規範和指導自己的人生和為官處世的原則，使得他們在為國為民建立功勛，推動社會歷史前進的過程中，將自身的高尚情操和優良的官德修養煥發出時代的光芒和永久的魅力。因此，我認為，官德修養對為官者的政治立場、政治態度，都起着一種潛在的、不可或缺的思想保證和精神支持的積極作用。再看為官者法制觀念與道德修養的內在聯繫。歷史上，許多法律規範都體現着一定的與之相適應的道德規範的某些要求；道德規範也往往表現着法律規範的某些內容。這樣，我們認為為官者的道德修養，必須與一定時代的法制觀念有機地結合起來，把自己所承擔的道德義務與法律義務統一起來。因此，官德修養不能不與法制觀念相互補充、相互借鑒。當然，官德修養是既不能也無法替代為官者的法制觀念，也不能脫離當今這個八面來風的高科技信息時代的。就後者而言，我們提倡的官德修養，決不能回到封建社會的那種所謂“閉門思過”、“面壁自省”的過了時的修養模式中去，而應該使這種道德修養緊密結合我們的社會和時代，結合我們當前所要進行的偉大事業——建設有中國特色社會主義來不斷提高層次，充實內容。只有這樣，我們的官德修養才能折射出時代的光輝，也才有積極的現實意義。就前者而言，眾所周知，我國正在建立和不斷完善社會主義市場經濟體制。從根本上講，市場經濟是一種法制經濟。在市場經濟的運行中，領導者與群眾之間的某些經濟關係、政治關係和法權關係，也往往包含着一定的道德關係。我們從許多事例中都會發現這樣一些現象：那些曾經為群眾做過一些工作、辦過一些好事，且“風光一時”、“紅極一時”的官員們，最後卻走到了人民群眾的對立面，受到法律的制裁，或琅鐺入獄，或被判極刑，他們中沒有一個不是放棄了自身的學習、思想改造和道德品質修養的。無數事實證明，一些領導者走上犯罪道路，一般都是從其自身的道德淪喪、法制觀念淡化開始，繼而迷戀拜金主義、極端個人主義和腐朽的資產階級生活方式，最後走向腐敗，觸犯黨紀國法的。因此，官德修養是加強領導者的法制觀念，提高遵紀守法的自覺性的前提和保證。沒有執法者特別是領導者的良好道德素質，再健全的法制也將是束之高閣。道理很簡單，法律是靠包括各級官員在內的全體公民去遵守和貫徹的。這是一個方面。另一方面，對社會而言，健全的法制體系，公民極強的法制觀念，又將為良好的社會公德的形成和官德的完善提供健康而積極向上的外部環境。目前，在全民思想道德建設和精神文明建設中，官德狀況及其修養已成為全社會和各級領導者不容忽視的一個重要問題。官德既然是一種職業道德，那麼，它就如同一般意義上的道德品質一樣，其構成包含四個基本要素，即道德認識、道德情感、道德意志和道德行為，概而言之，即：知、情、意、行四個字。要形成和發展高尚的道德品質，為官者必須有意識地培養和提高這些基本要素。就是說，各級官員的道德品質修養應當包括道德認識的修養；道德情感的修養；道德意志的修養；道德行為的修養。各級官員通過這些修養把社會道德要求、道德原則和規範轉化為其自身的道德品質。官德修養目標的崇高性決定了其內容的豐富性。不同的社會和時代，官德修養的內容也不盡相同。在我國現階段，官德修養的內容一般地說來，大致包括：一是社會主義道德。二是樹立科學的世界觀、人生觀、價值觀。三是健全的心理素質和富有感召力的人格力量。這裡需要指出的是，社會主義道德是一個多層次的總體。它既包含對社會成員的一般要求，又包含對社會成員的基本要求；既有較低層次的要求，又有較高層次和最高層次的要求；既包含着現實的因素，又包含着理想的成分。共產主義道德是社會主義初級階段社會主義道德對人們的最高要求。作為群眾的表率和社會各個階層、各個領域的精英成員，廣大官員的道德要求應給自己提出更高的標準，正如高爾基所說：一個人的目標越高，他的才能發展就越快，對社會的貢獻就越大。官德修養和其他職業道德修養一樣，雖有其自身的特點，但其主要的修養方法是客觀存在的，值得我們認真探討。一般言之，官德修養的主要方法有下列三種。首先，是“內省”和“慎獨”。“內省”和“慎獨”，都是中國儒家思想所提倡的修養方法。我們這裡講的“內省”，當然是馬克思主義倫理學提出的“內省”，是經過改造后、並賦予它新的內容的“內省”。即：領導者通過“內省”，揭露自己思想上的缺點和行為上的錯誤。“內省”作為領導者道德修養的方法之一，就是強調領導者在自己的工作中，緊密結合實際，自覺地在自己的頭腦中進行的善與惡、正與邪、是與非、廉潔與腐敗的鬥爭，是自己同自己“打官司”。這種自我審判的方法，在倫理學上稱為“內省”法則。這一法則對領導者非常重要。領導者自覺自愿地以道德修養的標準和行為規範作為鏡子，對照檢查自己的思想靈魂和言行舉止，對於及時改正自身的缺點和錯誤，揚棄自身非道德的認識、情感、意志和言行，是一種清醒劑，對提高自身的思想境界，增強領導的影響力，是一種積極的促進因素。如果說，“內省”是為官者的修養方法和良心的表現形態之一，那麼，“慎獨”就不僅是一種修養方法，而且是一種很高的道德境界。所謂“慎獨”，是指一個人在獨立工作或獨處，無人監督，有做壞事的環境、條件和可能的時候，能自覺地嚴格要求自己，遵守道德原則和規範，而不做不道德的事情。在道德實踐中，我們常常可以看到，有些為官者在人前或公眾面前，尚能遵守道德規範，不做壞事，那是因為他們害怕輿論譴責，怕丟掉烏紗帽；而當他們在人後、無人在場的時候，做些不符道德規範的事情卻處之泰然，不會感到絲毫內疚。“慎獨”作為官德的修養方法之一，體現着為官者的自我教育、自我監督、自我剋制、自我完善的道德修養的自覺性；作為道德境界，它體現着為官者內在的道德意志和道德信念的堅定性。無論在什麼時候和什麼場合，都能夠把握住自身的言行，並使之符合道德規範；使道德信念始終不渝地貫徹於自己一切言行的全過程；使道德行為和習慣持之以恆地伴隨着自己的生活、工作和學習以及一切日常活動。就是說，領導者要使自己的道德行為選擇在任何情況下都能服從理智，服從意志，並能剋制不良動機，剋制不良情緒，始終保持自己的自控能力和調節能力，做一個有理智，有涵養，善於控制自己、管理自己的領導者。第二，批評和自我批評。批評和自我批評既是中國共產黨人的優良傳統和作風之一，也是各級領導者進行道德品質修養的基本方法。相互批評包括兩個方面的內容：一是對錯誤的言行要敢於進行批評；二是要能夠接受別人的批評。領導者的道德修養，一方面要做到正人先正己；另一方面還要對歪風邪氣敢於作鬥爭。對於同志的錯誤言行要敢於批評，這是對同志、以革命事業負責任的表現。當然，批評要講究方法，要與人為善，要從愛護和幫助同志的動機出發，實事求是，合情合理，而不是冷嘲熱諷，甚至挖苦、搞人身攻擊，傷害別人的自尊心，侮辱別人的人格。而對於別人的批評，包括來自下屬和人民群眾的批評，領導者應本着“言者無罪，聞者足戒”和“有則改之，無則加勉”的原則，採取正確的態度，決不能給提意見和批評自己的人“穿小鞋”，或當面點頭，背後搞打擊報復。優秀的領導者應該虛懷若谷，聞過則喜；能大度容人，不斤斤計較；做到“頭上可跑馬，肚裡能行船”。實踐證明，能否聽得進不同的意見，對別人的逆耳忠言採取何種態度，往往是衡量領導者綜合素質高低的一個重要標準。無論自我批評還是開展相互批評，或是接受別人批評，都是領導者道德品質修養的重要途徑，最終都要落實到改正錯誤、缺點上，這種修養，需要持之以恆、鍥而不捨地進行。毛澤東同志曾把開展批評和自我批評形象地比喻為洗臉和掃地，要求我們天天堅持。他說，“房子是應該經常打掃的，不打掃就會積滿了灰塵；臉是應該經常洗的，不洗也就會灰塵滿面。我們同志的思想，我們黨的工作，也會沾染灰塵的，也應該打掃和洗滌。”［1］第三、接受監督。道德修養不能也無法脫離社會和主體的實踐活動。它必須根據社會的要求，吸納優秀的道德傳統，注入時代的活力，並使之有機地融為一體，鮮明地體現在道德主體的一切言行之中，並在一定的範圍和一定的活動等參照系中發揮道德的作用。從一定意義上講，道德修養主要是依靠內心信念的堅定、社會輿論的監督，以及傳統習慣的踐履才得以進行的。人們對於內心信念和傳統習慣一般比較容易理解，此不贅述。這裡着重講講社會輿論監督。社會輿論監督主要指政府的宣傳媒體輿論監督和群眾輿論監督兩方面。前者的監督具有政府性的行為，而後者的監督則屬於民間性的舉措。這兩種監督無論是對社會道德風尚還是對包括領導幹部在內的所有社會成員的個體道德，都具有重大的影響力。英國著名思想家赫胥黎說：在很多情況下，人們之所以要這樣做而不那樣做，他們並不是出於對於法律的畏懼，而怕的是社會輿論。這就是說，對於人們的某些言行，社會輿論能在法律失去制約的時候起到有效的監控，這也是道德的功能特徵之一。無數事實證明，失去監督和制約的權力就會自我膨脹，就會導致腐敗。權力是靠人去實施和運用的，這樣，它才能發揮作用。我們這裡強調的監督和制約，主要是對權力的實施者（領導幹部）而言的。因此，領導者為人民掌好權，用好權，就必須切實履行好權力所賦予的義務，也必須自覺地接受監督。把自身的言行置於新聞媒體和群眾的監督之下，不僅可以使領導者避免錯誤或少犯錯誤，而且還能進一步密切幹群關係，及時改正工作作風。國家的新聞媒體是政府的喉舌、人民的心聲，其監督具有明確的方向性和很強的指導性、原則性。領導者應自覺將自身的道德修養置於其監督之下，使之在嚴格的監督和規範中不斷提高。即便是自己在工作中出現了失誤，或是言行中出現了非道德或違反道德的現象，受到了傳媒的曝光，領導者也應有勇氣真心面對，棄舊圖新。比起新聞媒體的監督，群眾輿論的監督來得更直接、更全面。群眾的眼睛是雪亮的。對於我們的領導幹部，廣大群眾心中自有一桿公平的秤。領導者的一言一行，一舉一動都會在群眾中產生相應的影響。就是在日常工作和公共活動中，領導者也自然而然地成為群眾關注或仿效的目標。“村看村，戶看戶，群眾看幹部”，這流行在人民群眾口頭上的順口溜就是這一現象的反映。因此，從一定意義上講，領導幹部的形象和威信實際上是其自身的言行在群眾的監督中不斷地樹立起來的。這種對領導者言行的監督往往能夠彌補上級黨政部門和紀檢監察部門對其監控的缺陷或不足，更具有直接性、真實性和民主性。下監督上，民監督官，這不僅是我們黨的組織活動和政府行政事務中實行的有效措施，而且也是促進領導者個人提高道德品質修養的可行方法。領導者應主動將自身的思想道德素質和這方面的修養置於群眾的監督、評判之中：自覺自愿地接受群眾的意見和批評，向群眾敞開自己的心扉，公開自己的內心世界，展示自身的道德修養水平；隨時了解群眾對自己的要求，以便在道德品質修養中吐故納新，揚長避短。領導者道德修養的方法很多，除了上述三種外，還有其他種種，例如，樹立信心，積極實踐；環境磨鍊，艱苦奮鬥等等。這些方法或途徑互相聯繫，相輔相成，對於領導者道德品質修養都具有積極的促進作用。有志於把自己鍛煉成為新時代的德才兼備的領導人才的同志，應根據自身思想道德修養的實際，選擇與之相適應的修養方法，並付諸道德實踐，使自己的思想和道德水平不斷地向更高的層次提升。孔子說：“吾十有五而志於學，三十而立，四十而不惑，五十而知天命，六十而耳順，七十而從心所欲，不逾矩。”［2］這是我國古代大思想家、教育家孔丘修養的過程。孟子更是把在歷史上擔當大任同刻苦磨鍊聯繫起來。他說：“天將降大任於斯人也，必先苦其心志，勞其筋骨，餓其體膚，空乏其身，行拂亂其所為，所以動心忍性，增益其所不能。”［3］今天，我們的各級領導要擔當起率領和團結廣大人民群眾進行改革開放和社會主義現代化建設偉大事業的“大任”，就更要加強自身的道德品質修養，使自己的思想認識和領導才能不僅能勝任自己崗位工作的需要，而且還要具有一定的前瞻性。領導幹部的道德修養是提高整個中華民族思想道德素質的重要組成部分，已引起全社會和廣大群眾的極大關注。它關乎黨風、官風、民風和社會風氣的現狀和發展趨勢。古人有言：“人皆可以為堯舜。”［4］我們各級領導幹部都應該腳踏實地，實事求是，努力實踐，切實加強自身的道德修養，為我國的官德建設作出努力，勤政為民，廉潔為公；紮實工作，開拓進取，為中華民族的復興作出積極的貢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