另類“赴藏幹部”
1956年9月底的一天，我正埋頭整理着當月的統計資料，準備用電話向省供銷社彙報，辦事處方主任親自來到辦公室，讓我到他那裡去一下。我放下手裡的工作，來到主任辦公室，只見裡面早就坐着一位陌生的女同志。方主任介紹說：“小王，這位是地委組織部幹部科姚科長，她有事情同你談。”姚科長笑着對我點點頭，讓我在她對面的椅子上坐下來，然後笑眯眯地用她那不太好懂的北方話對我說：“小王同志，組織上準備調動你的工作。我今天就是來徵求你本人意見的。”我問：“科長，組織上調我到哪裡去呀？”她說：“Xizang”。
粵漢、湘桂兩條鐵路在衡陽交匯，湘江由南向北穿城而過，將衡陽市城區分成了東西兩半，東城、西城也就各有了一個火車站。江東的叫火車東站，江西的就叫火車西站。我心想，自己雖然也坐過幾次火車，但對火車站的工作一竅不通，到那裡去能幹什麼呢？我不解地問她：“科長，我到火車西站能幹什麼呀？”科長笑着連連擺手說：“不是，不是，不是那個火車西站。是很遠很遠的那個xi—— zang 喲。”她抬起頭來，在方主任辦公室里掃了一眼，剛好看到牆上掛有一幅全國分省地圖，就笑着站起身來到圖前，指着地圖西邊說：“小王同志，你來看，就是這個西藏呀！”
我連忙起身來到地圖跟前，順着她的手指，茫然地看着那一大片塗著淺綠顏色的地方。這時，姚科長又說話了。她說：“今年7月中共西藏工委向中央上報了一個五年規劃，準備在西藏進行民主改革，要求從內地增派漢族幹部赴藏工作。中央決定我們湖南抽調38人，衡陽地區是4人。赴藏幹部的條件要求很高，個人檔案須經省委組織部審查批准。還要告訴你：1、西藏地勢高、生活條件艱苦、交通不便，現在形勢也不穩定，赴藏同志要有充分的思想準備，也許三年五年回不來，甚至還有生命危險；2、這次赴藏的同志有充分表達自己意見的權利，不管有什麼困難，都可以對組織講。若是不願意去，組織上還可以另外派人。”
姚科長還在那裡滔滔不絕地講着，我心裡卻犯開了嘀咕：這次從全地區那麼多的幹部中只挑選四個人進藏，這可真正是千里挑一！我這個家庭成分是地主+官僚的“另類人”，竟能夠被“挑”上？她今天莫非是找錯了人？
我吞吞吐吐地對科長說：“我那家庭成分……”話剛開了個頭，就被科長打斷了，她說：“你的情況組織上都清楚。這次任部長去長沙開會時，還將你的情況專門向省委組織部長彙報過。今後可再別胡思亂想，背着個大包袱了。你要相信黨的政策：出身不由己，道路可選擇！”見我仍然低着頭不說話，站在地圖前發獃。科長忽然笑着對我說： “小王，還想什麼呀？”沒等我答話，她又用那很不標準的湖南話笑着問：“該不是在想堂客（湖南話：妻子）了吧？”這一問，我倒好像是一個被她當場捉住了的小偷，連忙分辯說：“沒，沒有，真的沒有！”姚科長笑着說：“十八歲的大小夥子了，想堂客也很正常呀，害什麼臊呀。”說到這裡，她不笑了，挺認真地說：“若是真有了對象，那就趕快告訴我，組織上可以再考慮。”我急忙說：“沒有，真的沒有！”這時候，坐在一旁的方主任狠狠地瞪了我一眼，問：“那小芮……”我沒等主任將話說完，就極不禮貌地打斷了他的話，提高嗓門說：“那都是小趙他們幾個人故意在造謠！”主任用一種怪怪的眼神看着我，又端起茶杯喝了一口水，也可能還想再說點什麼，也可能那些想說的話又讓茶水壓進肚子里去了，終於沒有說出來。科長站起身來，跟方主任告別，回頭對我說：“啊，對了，今天下午下班后，任部長讓你到他家裡去一下。”
方主任送走了姚科長。我也跟着走出了主任辦公室。主任說：“小王你先別走，我還有話要問你。”我又走了進去，他皺着眉頭說：“你工作幹得不錯，就是愛胡思亂想。組織上為了照顧你們，專門將小芮從冷水灘調了過來，容易嗎？可你剛才是怎樣跟人家姚科長說的？你這樣作，對得起人家小芮嗎？”我對主任說：“不是我對不起她，是她爸爸不准我們好了呀。”主任拉過一把椅子，奇怪地問：“究竟是怎麼一回事，你坐下來講給我聽聽。”我就將小芮爸爸專門來衡陽找過我，老人家說：他們家的成分是富農，我們家是地主，我們一家又長住在外公家，還要加上個官僚。若是我倆真的成了親，今後再生個孩子，那孩子的階級成分可就是1+2＞3了！小芮爹爹還說了：依他看，為了我們兩個好，也是為了對我們的後代負責任，就算聽他這個窮教書匠的一句話，希望我們倆的關係到此為止吧。
聽了我那聲淚俱下的彙報，方主任沒有再批評我，但也沒有再對我說“道路可選擇”之類的安慰話，只是嘆了一口氣：“哎——”，接著說：“是我錯怪你了。快去忙你的電報吧。”
也就在姚科長找我談話的那天下午，我去了任部長家。部長夫人老唐見到我，連忙說：“小王，快進來，老任正在等你啦。”我見到部長，他笑眯眯地對我說：“現在你總該相信黨的政策說得到也做得到了吧？”我連連點頭說：“相信，相信！”部長又問：“你現在該滿意了吧。”我不解地說：“部長，滿意什麼呀？”部長說：“你不是很想去當兵嗎？”我奇怪地問：“部長，您怎麼也曉得我想當兵？”部長笑笑說：“別忘了，你在衡陽縣工作時的那位老首長也是我的老戰友呀。”我說：“可是去西藏又不是當兵。”部長說：“你想去當兵，不就是想拿桿槍去打仗嗎？現在全國，除台灣之外都解放了，朝鮮也早就停了戰，你上哪兒去打仗？這次我去長沙開會，碰到省民委石主任，他三月份跟着陳毅元帥去過西藏。據他回來講，現在去西藏，絕不比我們在解放戰爭時期舒服。依我看，今後邊境上咱說不好，可大陸上還有可能響起槍聲的地方，也就只剩下西藏了。”部長停了停，又說：“怎麼樣？你若是有困難不能去，現在告訴我還來得及。”我連忙說：“我能去，我更願意去。我保證好好工作，決不給您丟臉！”部長說：“不給我丟臉？你把我當成了什麼人？這句話我可真是不敢當。你去西藏，是要好好為西藏人民服務，不要給湖南人民丟臉呀！”
那幾天，移交完了工作，然後就是等通知。我回家將自己要去西藏的事情告訴了姆媽。姆媽憂心忡忡地望着我，將我的雙手捂在她那粗糙但又是溫暖無比的雙手裡，靜靜地聽我將話說完，一直沒開口，可淚水卻像斷了線的珠子，無聲地掉了下來。好久好久，她才輕輕地說：“壽伢子，你想離開衡陽，離開這個家，你的心思姆媽心裡都明白。你受了委屈，這一切一切全都怪姆媽呀。”
我離開家時，姆媽緊緊地拉住我的手，說：“壽伢子，你走之前，一定要再回來一次，姆媽要親手再給你炒一碗蛋炒飯。”
可是，就在那天晚上，突然來了電話，說明天早上五點鐘到地委集合。再想回家去，那時候的衡陽市別說“的士”，連公交車都還沒有，天黑路遠根本不可能回去了。李科長、小趙和文懿陪我坐着，該說的話說了一遍又一遍，再沒有什麼好說的了。我們都勸李科長回去休息。然後，我們三個人就這樣子繼續呆坐着。一會兒，小芮竟來了，她勉強地朝我笑笑，緊挨着小文坐了下來，握住小文一隻手，眼裡閃爍着淚花……從頭到尾，她沒說過一句話，也沒有再看我一眼。
第二天天不亮，小趙用自行車馱着我的小行李卷，將我送到地委大院，我就跟着其他三個同志坐火車去了長沙。火車轟隆轟隆駛過了耒河橋，我的耳旁還在響着姆媽的那句話：“姆媽要親手再給你炒一碗蛋炒飯。”
1956年10月，長沙正是秋高氣爽的好時光。我們住在長沙飯店（當時對內叫做省委第一招待所）。我們衡陽小組的組長劉明高是祁陽縣委財貿部長，他說，我們現在叫“湖南省委赴藏幹部大隊”。隊長於新村原來是長沙市工業局局長，一位老革命。全隊三十八個人，縣以上幹部十九人，人員來自全省各個地區和省直機關。
（這張照片就是進藏時在長沙照的。右為我在衡陽縣工作時的好夥伴王繼，那時他正在長沙開會。我穿的還是韓科長送給我的那件軍上衣。）
我們在長沙一共住了五天。第一天下午，人都到齊后，省委組織部長親自來看我們，他着重講了這次進藏的意義。與他同來的還有省民委石主任。組織部長在介紹時說：“石主任四月份跟着中央代表團去過西藏，請他詳細給你們介紹一下那裡的情況。”石主任先講了西藏的大概情況，說西藏是祖國不可分割的一部分，是一個可愛的地方。藏民族勤勞智慧，淳樸善良。但他也講到，由於歷史和社會各方面的原因，西藏的經濟、文化都相對落後，需要我們進藏的幹部、人民解放軍和西藏人民一起，在黨的領導下，努力工作，發展經濟文化，使它同全國其他民族一起進步。石主任還講到，西藏地處高原，空氣稀薄，天氣寒冷。他講得起勁了，從西寧，講到日月山，講到文成公主進藏的故事，講到大柴旦和萬丈鹽橋，又講到拉薩的布達拉宮。後來，他又說，過唐古拉山時，就像有一隻無形的手將他的脖子捏住了一樣。這時組織部長笑着打斷了他的話，高聲問：“同志們，你們怕不怕唐古拉山呀？”大家齊聲說：“不怕！”組織部長接着又說：“小舟書記現在不在長沙，他讓我轉告你們：‘當年文成公主進西藏，促進了民族團結；今天你們三十八個人進藏，就好比是湖南幾千萬人民嫁給西藏人民的三十八個女兒，你們要努力工作，好好為西藏人民服務，為湖南人民爭光。’我希望你們記住小舟書記的話。我們等着你們的好消息。”會後，又給我們放映了兩部藏區的電影，直到現在我還牢牢地記得那兩部電影的名字，一部是“金銀灘”，另一部是“猛河的黎明”。影片中那些悲壯感人的情景，特別是康、青藏區那白山黑水、氣勢磅礴的壯麗畫面，早就將我的心帶到高原上去了。
第二天，招待所給我們每個人發了三百塊錢和二十尺布票，錢是給我們的進藏補助費，又聽說布票是小舟書記親自批給我們買防寒衣服用的。有生以來我可是頭一回領到那麼多的錢，真不知該買些什麼好。在長沙的大街上轉了一上午，花十幾元錢買了一件那時候流行的叫做“列寧裝”的短棉大衣，又花三十元買了一隻黃牛皮的小手提箱。回到招待所，老劉對那小皮箱讚不絕口，說：“真是一分錢一分貨，瞧這箱子多結實。”但當他拿起那件短大衣時，一聲尖叫，將我嚇了一跳。他說：“我的天，你怎麼買了件女人棉襖回來？走走走，我幫你去退。”
第三、第四天，省委交際處的同志陪着我們在長沙參觀遊覽。第四天下午，為我們舉行了送別酒會。小舟書記還沒有回來，但周禮、周慧書記都親自來了。周慧書記講了很多話，我也記不清了，但有一句話，我至今也沒忘記，他說：“該講的，組織部長早就給你們講了，我再羅嗦一句，還是小舟書記那句話：你們是湖南幾千萬人民嫁給西藏人民的女兒，不要給家鄉人民丟臉。祝你們一路順風。”
離開長沙前，飯店財務室給我們轉工資介紹信，我拿來一看，我的行政二十三級，被寫成了二十二級，這肯定是寫錯了。知情不報可是大問題！我馬上去找財務室，經辦同志一笑，說：“沒有寫錯。省委決定，十八級以下同志，每人提一級。”晚上，上火車了。車廂也是專門為我們38個人安排的一節硬卧車廂。交際處的同志說：長沙到西安現在還沒有直達車，本來你們要在鄭州轉車，小舟書記讓跟鐵路局聯繫，你們到鄭州后，不用換車廂，只需另外編組，就可以直達西安了。
幾件小事，看似平常。可一個省委第一書記，日理萬機，二十尺布票、十八級以下每人提一級工資，甚至，甚至到鄭州后不用換車……到如今，五十多年過去了，小舟書記早已仙逝，可這幾件“小事”，一直銘刻在我的心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