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直以來，想寫這篇文章，但卻遲遲不敢動筆，不是因為膽怯，而是因為畏懼。從一般意義上講，某個人遁入空門，評判者往往認為，這個人是萬念俱灰時的下下策，即所謂的塵緣已了。以前我不知道，李叔同之所以成為泓一法師，但我卻深信李叔同不是清帝順治，因為他不會為了一個做不了主的江山，更不會為了一個董鄂妃，而遁入空門。
李叔同是一個名滿天下的學者，也是一個學冠中西的學者。在他還是李叔同的時候，許多人就認識他，因為他的學識和思想。關於李叔同的生平，我是陌生的，關於泓一法師的佛學貢獻，我還是陌生的，至於其間的轉折緣由，我更是陌生的。然而我卻揮筆去寫這個過於龐大的題目，只是因為我在一個電視紀錄片《大秦嶺》中看到了諸多學者對佛的解析，使我在那一刻明白了，李叔同到泓一法師的轉變。
下來，我們且聽第一個學者（復旦大學宗教學系教授）是怎麼說的。他說“因為佛教的思想確實在哲學中，在本體上，對本體的探索，對人類精神生活彼岸的探求，儒家思想是遠遠不如佛教的。所以當時的知識分子，你說你治國、修身，可以用儒家思想治國，但是你如果要為自己心靈的開放，心靈超越找到哲學上的探求，他必然要到佛教裡面去尋求依據，找到他生命的源泉。”接着他又說：“佛教它恰恰是要去探索，它給你一個解答，它把孔夫子存而不論的那個彼岸世界，以及連接彼岸世界跟此岸世界，所有的關係都給你講得清清楚楚，明明白白。”另一位學者，亦是針對儒家思想與佛教思想做了對比，他說：“儒家對生死的看法是未知生，焉知死，意即就是生活、生命，我還在探索中，我了解還不夠，我哪裡知道死後的情況呢？”
就是這一席話，使我堅信，李叔同不是因為兒女情長，而成為泓一法師，若有緣故的話，那也得從上述學者的話里去尋找原因。李叔同做為一個留洋歸來的學者，他的身上起先流淌的是儒家的思想。然而當儒家思想，在本體上，對本體的探索，對人類精神生活彼岸的探求 ，沒有給他把那個彼岸世界，以及連接彼岸世界跟此岸世界的關係講述清楚，反而擁有的是一種“存而不論”的困惑。佛教不僅在哲學體系中講清了生命彼此岸關係 ，而且用自己雍容博大的氣勢，培植起包羅萬象的文明與文化，使人們在探求中得知了其中的因果，從此變得更加地達觀起來。
最近讀了一本由李叔同本人著寫的《李叔同說佛》，其中的內容雖然博大精深，但我們卻不難看出一點，在他還是一名學者的時候，對於佛教便有了一種獨道的看法。在這裡，我只挑幾點來說。首先，他講了自己與在西湖出家的經過，佛緣具在。其次佛教，在他看來不是一種迷信，而是一種從哲學體系上，解開人類困惑的鑰匙。至於其後的佛法解析，於目前暫無慧根的我而言，是一種存而不論的迴避。
我不知道自己在未來的日子裡，是否會接近佛經，倘若有一天如家的入世思想不足以吸引我的時候，也許我會去在研習佛經中去感悟自己的困惑，至於是以王維是的居士形式，還是以李叔同的泓一法師形式，不可而知，只看機緣所在。但我們無論是從佛祖的大舍到大得看起，還是從前秦時期的鳩摩羅什法師，還是從大唐的玄奘和鑒真說起，他們無論是做為一個修行者來說，還是做為一個追求者來說，他們都是一個令人敬佩的人，他們的精神足以令我們這些平凡的人嘆為觀止。
今日亦是盛世，這種盛也許不弱於當年的大唐，文化以及文明的根，需要一種肥沃的土壤。這種土壤，不止是適合幾種植物的百花齊放，更需要生靈的百家爭鳴，儒家的入世與道家的出世，大概都有自己的局限，儘管它們可以互補，然而經過本土化的佛教里，也許已經無可避免地流淌着二者的精氣神，甚至再把二者柔和吸收之後，再加上了自己的另一種教化作用。
我不喜歡今日三類人的求佛、拜佛與參佛，因為他們入佛堂既不是舍小愛，而為大愛，也不是了清心寡欲。求佛的人，往往都是低賤的一類，他們的低賤，不僅表現在物質的匱乏上，最主要的表現在靈魂的施捨上。拜佛的人，可以算最為偽善的人，他們往往非官即商，有着一定的社會地位，而他們來這裡，常常為的只是一種心靈的負疚感而已。參佛的人，可以算是這三類人中最為有品味的人，而他們的品味往往在於虛名上，因為參佛往往只是他們欺世盜名的手段而已。前者因為可悲而可憎，中者因為可憎而可悲，後者則是集前兩者與一身。
李叔同，不屬於這三者中的任何一類。在他做為一個學者的時候，他既不是做為居士的王維，也不是消極避世的順治，而是一個有所選擇的精神探求者。當他成為泓一法師，而不是李叔同的時候，曾經歸於李叔同的虛名，已伴隨着泓一法師的到來，而成為一種解脫，卻不是貪戀。
我不知在佛學界里，在李叔同成為泓一法師后，他的成就有多高。但我卻能感悟出，做為大眾人眼中的李叔同，是一個多麼了不起的人物，尤其是當他在準備成為泓一法師，而要放下俗世里那積攢的名望時，他的淡泊、洒脫，還有諸多的東西，都是為我們所敬仰的。在我看來，我們之所以敬仰他人，不是因為他人就真的偉大到遙不可及的地步，而是由於我們渺小到鼠目寸光的田地。於是李叔同成了泓一法師，而我們一生只能成為自己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