天氣是異常的炎熱了，在辦公室喝茶的時候，接到父親打來的電話，說我的小學老師鄭乾鎖7月8日下午6時多，在去鄉村小學上班的路上，被一輛農用三輪車撞傷了。還說師母會到縣上來找我，讓我幫忙辦理醫療保險的事情。我沒有看到當時的場景，但從他被撞后兩個小時內連續轉了兩個醫院的情況知道，他被撞的不輕。
鄭老師在農村從事小學教育已經有三十多年了。1975年我在村裡小廟改成的小學校里讀一年級，他是我的班主任。鄭老師那時還不到二十歲的樣子，不大愛說話，身體也太好，但脾氣溫順，待人和氣，給我的印象很深。他教學很努力，每個字母都用很大的聲音讀出來，這時脖子上的筋會一條一條暴起來，大而尖的喉結一上一下地滾動，跟他瘦弱的身體看起來極不相稱，非常的出力。鄭老師寫字時粉筆捏地特別緊，在黑板上發出吱吱呀呀的響聲。下課了，地上落滿了指頭蛋大的粉筆頭，我們都跑上去撿了，拿到院子里在地上寫字。那時的老師多是民辦老師，在生產隊領工分，沒有工資，鄭老師也是如此。
前年回家去參加夏收，在麥場上碰到鄭老師。他看起來已經老多了，更象一個飽經滄桑的農民。他告訴我他種了十畝田，女兒出嫁了，兒子在縣城的中學複習，準備參加高考，就他跟師母兩個人勞作。然而他精神很是振奮，因為他民辦轉公辦的通知剛剛下來。象一個在沙漠跋涉了很久的人，終於看到清泉一樣，那種如沐甘霖的滋味又有誰能知道啊！我暗自為他慶幸着。夜已經很深了，我還能看到他往他那個全村唯一蓋着土坯房的院子里拉麥子。月亮又大又圓，溫暖又親和，掛在半空，為他做伴，照着他腳下的路。
在汽車站我等到了師母跟他的兒子。師母看起來還算堅強。她從手裡提的一個布包里拿出來兩百塊錢跟一包美猴煙，硬往我的手裡塞。嘴裡還說著打擾仰仗之類的話。她說來時村裡幹部交代了，萬一醫保不給辦，就讓她去教育局下跪，抱人家領導的腿。師母說她才不那樣做，她怕丟我老師的人。師母平實質樸的話感染着我。
我陪師母去了縣醫保中心，找了在那兒工作的朋友。朋友聽了事情的經過，說像鄭老師這樣的情況是辦不了醫療保險的，這屬於交通事故，應該由肇事方按責任賠付醫療費。師母立刻傻了，因為她知道開車撞鄭老師的也是一個貧困的農村人，值幾千塊錢的三輪車不但沒有牌照，更沒有保險。看着師母落魄無助的表情，我的心裡隱隱作痛。出了大門，師母告訴我，看病三天，醫院已經花了兩萬多了。他們原本給兒子留了不到一萬元，做上大學的學費，現在不但挪用了，而且把家裡的牛也賤賣了。再看病，只有賣了屋裡存的口糧，還不知道能不能夠用。我答應替她先去找找教育局的朋友，看看有沒有其他救助的措施。師母拿出兩百塊錢，讓我買了禮物去找人家。我堅決不要，她緊緊扯住我的衣服，又急迫又真摯的求我拿上，還說打擾我就不好了，絕不能讓我再貼了錢買東西去找人。一時間我沒有更好的言辭來說服師母，看着她孤苦無助的眼神和鬢角的汗水，我無言以對。
隨後我找了教育局的相關領導，教育局的意思跟醫保中心一樣，並說類似情況全縣幾乎每年都有，也沒有特別救助的制度和先例。在寬敞明亮的辦公室里，我們喝着茶，談了一段工作生活上的趣聞軼事，悠閑而自在，農村那矮小的土坯房、昏黃的月亮，離我們是那麼的遙遠。
我找了交警隊負責這起事故的警官。警官說為了催要醫療費，他們已經去肇事者家裡三次了。肇事者家徒四壁，只有三間破瓦房，只湊到三千塊錢，已經轉交了醫院。看來也是杯水車薪，無濟於事。出了交警隊的大門，我的心裡異常酸楚。我知道上下班的路上出現意外，可以按工傷事故來處理。我即刻打印了一份以鄭老師所在小學報鄉鎮教育組的報告，說明該老師在來學校上班必經路上出現車禍，請求按照工傷事故處理。我託人捎給師母，並請她務必去學校蓋章后還我。小學校的領導和老師對鄭老師的事情很是關心，不但蓋了章，而且全校四位同事湊了一千元醫療費，並專派了一位老師去三陸醫院照料鄭老師。
我找了做律師的內弟，請他幫忙。內弟說交通事故和工傷並不衝突。他以前辦過一個案子，跟此事類似，可以在處理事故的同時，申報工傷。我讓內弟順便去市醫院看望了鄭老師，並請鄭老師簽了法律上的全權委託書。內弟依法去縣勞動局申請工傷，勞動局要教育局轉報申請。內弟又去了教育局，沒有想到教育局不但不轉報申請，而且領導異常生氣，打電話把鄭老師小學的校長訓斥了一頓，批評他不該給上面打報告，要撤他的職。師母驚慌失措的給我打來了電話，說明了這一嚴重情況。我大吃一驚，沒有想到會這樣。從師母的話語里，我明白她承受了太大的壓力。她很怕校長被撤職，更怕鄭老師由此丟了飯碗。我反覆說明申報工傷的程序，並安慰她後果沒有她想的那麼嚴重，可她還是堅持要撤回學校的報告，願意自己來承擔一切費用。聽到電話那頭傳來的師母幾近絕望的哀求聲，我一霎時幾乎落淚。
我無語，我困惑，我有些憤怒，更多的卻是無奈和無助。
我通知內弟停止了依法申報工傷的工作。
數月後，我回老家去，順便把鄭老師簽的全權委託書還給他。時令已是隆冬，外面哈氣成冰，鄭老師的屋子裡生着蜂窩煤爐子，一股挺大的煤氣味。老師擁着被子坐在炕裡面，臉色蒼白。師母忙着給我泡茶。我把委託書交到老師手上，老師一個勁感謝我和內弟為他的事情所做的努力，要我轉謝內弟辛苦，並從懷裡拿出一百元要我轉給內弟，算作車馬費。我謝絕了。
我了解到事情後來的經過。教育局在內弟找了他們並聲稱要依法維權后，一面訓斥了校長施加壓力，一面安排了有關領導專門去醫院看望了鄭老師，隨送五千元醫療費算作補助。同時答應鄭老師兒子考上大學后，再列為貧困大學生，按政策優先補助一部分錢。老師一個勁誇教育局的領導平易近人。看完病，肇事方也只拿了八千塊錢，鄭老師自己落下了三萬元的外債。末了老師、師母坦然地相互笑笑，說工資也漲了，田裡的莊稼也不錯，過幾年就會還清債，日子還是一年比一年好呢。看着他們真誠的笑容，我反而覺得自己在城市的滾滾紅塵里待久了，在金錢方面錙銖必較，沒有承擔的勇氣和責任了。
離開村子，已是黃昏時分，車窗里看到半輪冬月懸在近空，在寒冬里，泛出一片溫潤的光輝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