小時候日日月月盼過年，長大了歲歲年年如一日。現在的過年除了鞭炮和煙花，生活上與平時沒有什麼兩樣，過年能買到的東西，平時也隨處可見，所以現在過年遠沒有我們小時候那麼興奮和期待。
春節年年過，真正能留下深刻印象的春節不是很多。年的記憶就像大樹的年輪，有些事在記憶里刻骨銘心，有些事如白駒過隙一飛而過。
在我的記憶里最難忘的過年是上世紀八十年代農村落實責任制后的第一個年。那年春節至今想起來依然十分清晰。那時山區的農民還很貧窮，路不通，電不通，溫飽問題還未解決，爸媽靠自己勤勞的雙手把自家的承包地精耕細作，又遇上風調雨順，五穀總算獲得了較大的豐收。那年秋收，地里的苞谷堆滿了三間竹摺子樓，房前屋后的屋檐掛滿了長長的包穀串，苞谷把自家的房子也裝扮成了金黃色。
進入冬季，爸爸犁完冬地就開始收拾糧食，先留足來年的口糧，剩下的糧食就找來一群群的馬幫馱到集市中去賣，換來生產資料和日用品。整個村子賣糧要持續臘月二十四。父親賣過糧食，閑暇時也打獵，砍過年柴。最多的時間是製作苞谷酒。媽媽是熬苞谷糖的能手，爆米花、做核桃糖、芝麻糖、花生糖，準備過年的物品。盛酒的容器儲滿了苞谷酒、野果子酒。媽媽把各種各樣的糖裝了幾大塑料口袋。殺了幾頭豬的臘肉掛滿了山牆。烘烤的血粑粑，豆腐乾，紅豆腐散着奇香。村裡的米面加工房前排着長長的隊伍，柴油機的馬達聲通宵達旦，那時我剛上中學，是村裡唯一的“文化人”村裡沒有買對聯的習慣，從臘月二十五開始，我的職業就是幫左鄰右舍寫對聯，東家請西家接，寫完對子寫門神，最難寫的是家神“天地君親師位”“永賜多福”這些字，要求寫的既大又勻稱，每次動筆心情都很緊張，寫完后，頭上總是冒着汗。有的還要寫“福祿財神”動筆時主家總要封個紅包強逼我收下，他們說“紅包”就是俸祿，只有收下了俸祿才預示着來年有錢用。幾天下來，我的腰包總是鼓鼓的。更欣慰的是我的毛筆字也有所長勁了，下學期的學費也不用爸媽操心了。
最忙的是臘月三十，我打掃房前屋后的衛生，爸爸要在山坡山找樹疙瘩，聽老輩人傳教說三十晚上的火要旺，樹疙瘩燒的越大，來年將有大豬殺，一個樹疙瘩往往要幾個人抬着放到火塘里，燒幾天幾夜。三十那天，媽媽從早忙到晚上，洗肉、洗菜、忙一頓談年飯。天快黑了，還要到祖墳上燒紙上亮。一家人稍息片刻就是吃談年飯了，爸媽很迷信的，放完火炮子又是燒香，請祖宗回來過年……那神態非常恭敬的，心裡還在大聲祈禱；“保佑來年……”。我也肅然起敬。
吃年飯了，餐桌上沒有海味，山珍還是有的：臘豬蹄子燉竹筍，酸辣子炒麂子肉，野兔肉悶土豆，金雞肉搗丸子，還是湊了滿滿的一大桌菜。自產的包穀酒，獼猴桃酒，拐棗酒，輪換交替。
年飯後爸爸讓我們聽收音機廣播里的節目，我媽媽總是忙的不亦說乎，給家神換香，讓他們保佑來年豐衣足食，堂屋裡香霧繚繞，燭光閃爍，大門外，水井邊都要燒香，燒裱。母親那種虔誠與崇敬，我和弟妹們對過年的那種心境也進入了角色。
除夕先得給族人拜年！我們幾個小孩，也排成一隊，在大年初一漆黑的凌晨，從大奶奶家一路拜下去，清脆的童音，從村頭響到村尾，簡直是一個小小的拜年合唱隊。大人在初一早上拎着禮包才去拜年，未見其人先聞其聲的，農家的院門和正門隔着一個小院，拜年的人們，有的還沒踏進院門呢，嘴裡已經扯着長長的嗓門，喊起了拜年的吉利話。說是吉利話，其實也沒什麼實質內容。除了“過年好”，用拖着長調的老家方言喊出來，這樣的拜年話充滿了體貼、溫暖和敬意。在這樣的儀式里，人們把樸素的祝福傳遞，給長長的歲月打上一個美好的結，告別一年，迎來另一年。
請客在山村更是井井有條，這一家酒桌上酒席正在進行，下一頓邀請已達成共識。酒桌猜拳行令，一個個喝的如紅臉關公，酒桌上談論最多的是：昨天xx人喝酒做了現場直播，xx家酒菜如何桑口。中午休息了老年人翹着鬍鬚在院壩里唱唱花鼓子，年輕人拉大嗓門吼幾句“一把火！”那種難忘的過年場面從正月初一輪流到十四，村裡村外真是喜氣洋洋，女的穿戴花花綠綠，男的身穿中山裝，腳蹬雙星鞋，瀟洒走世界。
如今我在城裡過了六七個年了，城裡過年火樹銀花把黑夜照得如同白晝，高空爆炸的禮花震得高樓都在顫動，龍燈獅子舞動着人山人海。無論城裡的年怎樣熱鬧，我都感到內心的空虛，城裡熱鬧的年絲毫沒有沖淡我對鄉村過年的回味。也許年齡漸大，也許城市的年味不足，不知怎的，鄉村的年卻時時浮現在我的腦海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