讀完《蘇共亡黨十年祭》一書（黃葦町著，江西高校出版社2002年4月版），掩卷沉思，深感江澤民同志提出“三個代表”重要思想的偉大現實意義和深遠的歷史意義，實踐“三個代表”是避免我國重蹈蘇聯亡黨亡國覆轍的重大舉措。
蘇聯共產黨的建立、發展經歷了曲折的道路。他的前身是1898年3月成立的俄國社會民主工黨，在1903年召開的第二次代表大會上，以列寧為首的馬克思主義者選舉中獲得多數票，稱為“布爾什維克”。並於1917年成功地領導了俄國十月革命，建立了第一個社會主義國家。1918年3月改名為“蘇聯共產黨（布）”，1952年10月改名為：蘇聯共產黨，1991年宣布解散。蘇聯隨即解體。使資本主義陣營的人幸災樂禍，彈冠相慶。
十多年來，人們懷着各種目的，從各種角度研究他，解讀他，得出了各種結論，仁者見仁，智者見智。黃葦町作為著名經濟學家、紅旗出版社社務委員，其撰寫的《蘇共亡黨十年祭》，從蘇共內部挖掘了蘇共亡黨亡國的原因。該書所列史實，無不令人震驚，發人深省，真所謂“以史為鑒，方知興亡”。
蘇共建立頗為曲折，蘇聯的成立也不是一帆風順。十月革命初期，列寧曾反覆告誡全黨：共產黨執政的最大優勢，莫過於黨是人民利益的忠實代表，黨和人民之間沒有任何根本利害衝突。而且執政黨黨員，不僅沒有任何“分肥”的機會，反而要為人民利益作出更大的犧牲。可惜，由於列寧的早逝，他的這些好思想未能得以貫徹。斯大林執政后，出現了許多不正常，甚至是可怕的現象，為蘇共的結局埋下了隱患。該書列舉了五個方面，其中有：斯大林把戰爭時期實行的幹部任命制絕對化。把委任製作為任用幹部的唯一方式，使幹部只需對上負責，不用對下負責；只怕領導批評，不怕群眾反對。由於選拔者往往把對個人的忠誠放在第一位，這就必然疏遠黨的領導幹部和普通黨員與人民群眾的關係。
斯大林把對黨和國家權力的監督變為對下級和群眾的監督。他只強調對下級各地方機構的監督，於是本應受群眾監督的權力機構卻成了監督群眾的機構。權力高度集中又不受監督的後果，為後來大清洗的嚴重錯誤埋下隱患。
斯大林時期，蘇聯先後進行了五次全國性的大清洗。領導十月革命的24名中央委員中，除2人被反動派殺害，7人自然死亡，1人失事遇難，其餘14人均受到不公正的對待或被非法處死。1919年之1935年的31名政治局委員中，竟有20人遇害。1937年以莫洛托夫為主席的人民委員會的21名委員中，倖存的只有莫洛托夫等5人（1人被撤職），其餘人全部被處決，其中包括4名副主席（副總理）。1934年聯共（布）十七大代表1966人中，有1088人因反革命罪被捕；十七大選出的139名中央委員和候補中央委員中，有98人被捕和處決。在大清洗中，幾乎所有原來的州委書記都被殺害。在軍隊中總數為733人的高級指揮員和政工人員中，被鎮壓579人（包括80名最高軍事委員會委員中的75名）被清洗中有5名元帥中的3名，5名一級軍團長中的3名，10名二級軍師團長的全部，57名軍長中的50名，28名軍政委中的25名，64名師政委中的58名，456名團級中的大多數。清洗的對象也遠不止黨政軍領導幹部，還有大批知識分子、科學家、普通黨員和老百姓。
斯大林以後，蘇共官員消除了政治上的風險，卻加強了領導的特權，使“權利變成了一種樂趣”，由特權演變為腐敗並迅速蔓延、滋長。如在勃列日涅夫時期，有幾萬封信寄給蘇共中央，反映烏茲別克有違法亂紀的問題。但得到的回答是查無實據，或是說已作出了處理。直到勃列日涅夫去世后，人們才得知，原來以烏茲別克黨中央第一書記拉西多夫為首的特大貪污受賄集團，在莫斯科的主要庇護者之一，就是勃列日涅夫的女婿。這樣，老百姓就不認為共產黨代表他們的利益。據當時調查，認為蘇共代表工人的僅占被調查者的4%，認為蘇共代表黨的官僚、代表幹部、代表機關工作人員竟佔85%，絕大多數蘇聯人民並不認為共產黨是他們利益的代表，反共的葉利欽倒成了人民利益的代表，使他得以於1991年8月23日，發布禁共令，輕而易舉地將蘇共取締了。
這種現象在東歐國家也很嚴重，羅馬尼亞共產黨書記、總統齊奧賽斯庫任人為親，老婆實際上是第二把手，是黨內撐管幹部任免大權的政治局委員兼政府第二副總理；兒子是團中央第一書記、政治局候補委員，三個弟弟分別是國防部副部長兼總政治部主任、國家紀委副主任、內務部高級警察官學校校長，甚至連其妹夫、兒媳也是黨政高官。奇氏家族在黨政局部門擔任要職的不下數十人，實際上控制了全國政治、經濟、軍事和社會生活的各個方面。由於經濟不好，齊奧賽斯庫要求群眾節衣縮食，自己卻過着奢侈豪華的生活。黨和人民之間出現了越來越大的裂痕，到亡黨亡國之日，齊奧賽斯庫夫婦逃亡時，竟沒有一人伸出援助之手，被輕易抓住而槍決。正如江澤民同志所講：“一個政權也好，一個政黨也好，其前途與命運最終取決於人心向背，不能贏得最廣大群眾的支持，就必然垮台。”
葉利欽取締了蘇共，但致使蘇共滅亡的卻是戈爾巴喬夫一級黨內的腐敗分子。蘇共的滅亡首先開始於信念的崩潰，戈爾巴喬夫就認為“共產主義並不理想，而是社會本身逐漸失去其原先狀況的一種運動。因此，一個多世紀以來，以實現共產主義為目標的國際共產主義運動的“主航道”是錯誤的，人類社會不可避免地要發展到社會主義和共產主義的理論是“毫無根據的觀點”。信念崩潰，黨就失去了奮鬥的目標，也就失去了精神支柱。而這權力變質，國家變色，要“改朝還代”，正中腐敗分子的下懷。他們的腐敗行為，早已撰取了大量的財富，而社會主義和共產黨的外衣已成束縛，妨礙他們鯨吞更多的社會財富。他們要通過黨的消亡、國家變更，使撰取的財富名正言順地傳子傳孫。蘇聯巨變后的事實正是如此。
《蘇共亡黨十年祭》的作者認為，我們黨堅不可摧，就在於和人民群眾的緊密聯繫，就在於有人民群眾的支持和擁護。但是蘇共及蘇聯的成敗得失，值得認真借鑒和參考。比如，要“深刻認識蘇共幹部制度模式對我們黨的影響，對於剷除腐敗滋生蔓延的土壤，保證我國社會主義現代化事業繼往開來，有着十分重要的現實意義。”比如，“金錢支配權力，是劇變后俄羅斯政治特點之一，也是我們必須時刻引以為戒的。”比如，中俄市場化的改革，“雖然俄羅斯改革的性質與我國改革的性質不同，但在經濟運行機制方面的改革目標都是從高度集中的計劃經濟體制向市場經濟過渡，面臨很多相似的問題、困惑和選擇。
任何改革都是利益的轉移和再分配。江澤民同志要求“首先考慮並滿足最大多數人的利益要求。”但是在改革中，即使在我國也會在一些地方和部門“中間環節變形”。例如，有人藉資產重組，合夥私分國有資產，故意低估國有資產，從中牟利；在股份制改造中，用公款為個人購買法人股，個人或小集團獲了利。其他腐敗現象還大量存在、蔓延。表現為腐敗活動涉案金額大；高級幹部涉案增多；出現特大集團腐敗案件；法人居高不下；腐敗從經濟領域向其他領域蔓延；權力腐敗向行業腐敗擴散等。腐敗已成為影響、制約改革深入、經濟發展和社會穩定的突出問題，成為實現我國新世紀發展目標的重大障礙。
讀《蘇共亡黨十年祭》，使們想到江澤民同志講的：“反對腐敗是關係到黨和國家生死存亡的嚴重政治鬥爭。我們黨是任何敵人都壓不倒、摧不垮的。堡壘最容易從內部被攻破，絕不能自己毀掉自己。如果腐敗得不到有效懲治，黨就會喪失人民群眾的信任和支持。在整個改革開放過程中都要反對腐敗，要警鐘長鳴。”
我想每一個有良知的共產黨員讀到此書，一定會從中得到有益的啟發。
註：這是一篇舊作，寫於2003年，曾在家鄉刊物發表，現在再看覺得還有些意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