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年初一，驅車到江津市中山古鎮。途經陳獨秀當年在江津的舊居，準確的說是路過指示路牌，真正的陳獨秀舊居在一處偏僻的山坡上，礙於行程安排，只是坐在車上晃了一眼舊居的方向。爸在旁邊介紹說，那是陳獨秀晚年的住地，他在那裡去世，遺體葬在安慶。 這時車頭轉彎，陳獨秀舊居所在的山頭驀地消失。而這個晚年被人遺忘的革命家，六十三年的人生，也只是留下驚鴻的一瞥，最終被人遺忘在以往裡。 魯迅曾在《藤野先生》的開頭的把日本“留學速成班”的滿清學生痛快地諷刺了一番，那些學生梳着“標緻極了”的髮型渾噩度日。而當年二十二歲的陳獨秀（1901年，當時他還叫做陳慶同），因為連續兩年四處發表反清言論，被清政府通緝，無奈被逼逃到了東京。而他所就讀的，便是當時的“東京高師速成科”。 但陳獨秀在速成科的學生中確屬另類，是否像魯迅寫的那樣不務正業，整夜跳舞，已無法考證。但確鑿的是，他依然把他的反清思想帶到了日本，因為看當時的清國湖北留日學生學監不順眼，陳獨秀和兩個志同道和的同伴一怒之下，踢開那位學監的房門，迎面先一記暴拳，后據說是由陳獨秀親自手拿剪子，一刀除了學監的長辮子。 如很多最終改變世界的人一樣，陳獨秀從小便不是安分的人，他幼時喪父，自幼人生跌宕不平，起伏的命運或許是那個時代的中國人所共有的，而陳獨秀卻偏偏覺得這樣的波折太平穩，非要固執己見地去闖。這點從他名字的變化便能看出，小時候家中起名“慶同”，本是從了儒家的“中庸之道”。而這實在與陳獨秀的個性背道而馳，於是從1914年開始，他根據家鄉安慶一座山的名字給自己起筆名為：獨秀，后乾脆棄了原名，正式改名為“陳獨秀”。 ——改名次年，陳獨秀創辦《新青年》雜誌，宣告中國近代“新文化運動”的掀起，陳獨秀的一生逐漸登上頂峰。 從1901年去日本，到1915年創辦《新青年》，這十三年的時間，陳獨秀因討伐袁世凱入過牢房，還創辦過例如《國民日報》、《安徽俗話報》等報刊，加入一系列反清組織，且都混到了不錯的職務。離開日本歸國，還順利進入當時響噹噹的陸軍軍官學校任教。這一系列的舉動，似乎都是為後來的“新文化運動”打下基礎、積累經驗，而作為“新文化人”，在陳獨秀身上表現出的最大特點就是試圖“以文服人”，加上《新青年》之後他創辦的《無產者》以及和李大釗創辦的《每周評論》，陳獨秀一生參與創辦、編輯的刊物竟有五樣。其中使他在中國近代史上聲名鵲起的，毫無疑問當屬《新青年》。當時是在辛亥革命之後，陳獨秀少年時期的最大目標“撬掉滿清政府”已成定局，他又開始有了新目標，改革文化。 《新青年》創辦時，魯迅棄醫從文並從日本歸國已六年，悶騷了多年的魯迅，理所當然地成為了“新文化運動”的核心人物之一。當時陳獨秀在運動前線舉着“民主”與“科學”兩大旗幟呼風喚雨；魯迅、胡適、李大釗等人在後方成為《新青年》的主要作者，構成中堅力量；蔡元培在北大為“新文化運動”營造第二據點，充當堅實後盾。在這樣的情況下，《新青年》越辦越盛，成功“捧紅”了中國近代兩位名垂千古的作家：魯迅與胡適。中國第一篇白話小說，魯迅的《狂人日記》在1918年《新青年》第四卷第五號上刊登之後，掀起軒然大波，魯迅成為中國“民族魂”，便從那時開始奠基。 “新文化運動”的空前影響這還只是開頭，蘇聯“十月革命”之後， 《新青年》又有了新的內容，開始宣傳馬克思列寧主義。後來甚至成為中國共產黨一切開端的起始，預告了1949年新中國的成立。（沒有共產黨，就沒有新中國嘛） 陳獨秀領導了如此空前的一場思想解放運動，理應得到至高無上的榮譽，但人生暮年，卻潦倒到在江津貧病交加而死，源於後來一系列荒誕的故事，追根本源，其實是源於陳獨秀固執的性格，或者說是天意如此。 1919年“五四運動”爆發，陳獨秀又因在運動中“過於積極”而當場被抓入獄，三個月後在全國人民的強烈抗議下被釋。蔡元培當時激動地大喊：“北大為有陳獨秀而驕傲！”北京大學都因為有他而驕傲，放到今天，當屬一頂直插雲霄的大高帽子了。 1921年陳獨秀便當上了當時中國共產黨早期的老大哥，那時是在浙江嘉興南湖一條破漁船上召開的“中共第一次全國代表大會”上，陳獨秀並未出席，他人在廣東，在渾然不覺的情況下被別人選為了中央局書記。這還只是開始，後來從一大到五大，陳獨秀先後被選為中央局執行委員會會長、中央總書記等職務，這恐怕是中國共產黨歷史上，政績最輝煌的領導人了。 而當陳獨秀名耀江山之時，後來被全國人民景仰的毛澤東，還是中共的普通黨員，充其量是個打雜的，或許那時毛澤東也曾以仰望的姿態對陳獨秀畢恭畢敬過，後來在1936年，毛澤東在陝北跟美國記者斯諾會見時，承認五四時期“非常欽佩”胡適和陳獨秀的文章，並承認胡適和陳獨秀取代梁啟超和康有為，成了自己心中的“楷模”。但這也都是陳獨秀短暫的輝煌而已。 1924年轟轟烈烈的“國民大革命”開始，三年後，蔣介石汪精衛跟共產黨撕票，當年夏明翰臨終一聲：“殺了夏明翰，還有後來人！”其實只是向世界說明：“大革命失敗了！” 大革命時期，陳獨秀當然不甘寂寞，他多次獨自一人，或糾結一小撮黨員，反對共產國際領導層的投降政策。這種寧死不屈的精神，非但沒有再次給他名譽，反而成為革命失敗的替罪羊，最後又是因為他頑固的性格，落得最後在國民黨共產黨兩面不是人。 1927年他離開中共領導層。 1929年，又因多嘴被開除黨籍。 1931年，他成為托洛茨基派組織中央書記。后又被他的托派學生開除出托派組織。 大革命失敗后，國民黨共產黨針尖對麥芒，互相開戰，互相唾罵，互相指責。但就是這樣一個內戰狀態下，直到1936年中共被迫開始北行長征，這期間國共兩黨達成的唯一共識便是： “嚴懲陳獨秀！” ——真是諷刺啊。 1937年抗戰爆發，陳獨秀被國民黨釋放，最後逃到四川江津（今重慶江津）。陳獨秀的人生迎來最後凄苦的五年。 1939年，抗戰後方移至重慶，周恩來和一群共產黨幹部特意跑到江津，苦口婆心來勸陳獨秀去延安，並許諾給他更好的生活條件，被陳獨秀一口回絕。 而後蔣介石也試圖收買陳獨秀，國民黨幾登陳獨秀家門，均遭閉門羹，直罵陳獨秀“老頑固”。 胡適勸他去美國寫自傳，他也最終還是待在江津直到老死。 獨秀暮年，在江津只有一位老保姆陪伴，靠接受北大學生的救助過日。這時他開始反思自己的一生，推翻自己先前所崇尚的一切，企圖重新定位自己。他終於放棄政治改革之路，潛心研究語言文字學與托洛茨基派政治學說。 只是最後，陳獨秀在一些政治評論中產生了偏見，但晚年的瑕疵並不影響陳獨秀一生對中國的進步所作出的貢獻，並不影響他那一生的工成名就。 魯迅晚年，面對不甘平順的青年，他的勸告不是革命，也不是讀書，老先生說了句大實話：“頂要緊的是，是銀行里要有一點錢。” 這句忠告同樣適用於陳獨秀的一生。但如果沒有他年輕時的讀書與革命，魯迅也許一生只是默默無聞的學堂教書先生，中國不知何時才能邁向白話文文學時代，中國共產黨也不知何時能夠建立，北京大學也不會有這麼深厚的歷史底蘊。 但是一枝獨秀不是春，陳獨秀的一生都是這樣固執己見，一意孤行。這樣的人生結局，看者無不唏噓。的確是意料之外，但又何不是情理之中。 陳獨秀(1879—1942)，新文化運動的倡導者之一，中國共產黨創始人和早期的主要領導人之一。原名慶同，字仲甫。安徽懷寧(今屬安慶市)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