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次見收音機是在村電工家。那個收音機個兒大，跟十四寸的電視機差不多。收音機擺在他家堂屋沖門主席像下的條几上。儘管電工用電不掏錢，他家的收音機也不常開，時常用一塊紅綢布蓋着。電工脾氣倔，根本不讓我們這些小孩子進門去聽。我們只是偶爾站在他家院牆外聽，都是樣板戲，電影上都看爛了，可在這兒蹭聽，仍是一種享受。那時就想，啥時有了錢也買個收音機享受享受。
三十年世事滄桑。我不僅有了購買收音機的能力，也從事了廣播工作，更見證了一個媒體的興衰。1988年我開始從事這項工作時，其它媒體都已後來居上，廣播已到了一個相當尷尬的境地。廣播尷尬，我更尷尬。到某單位採訪，我說我是電台的，對方說：啊，你是電視台的。我更正：是廣播電台的。對方仍不明白：知道啦，廣播電視台的。後來我一開始就報全稱：我是邯鄲人民廣播電台的記者。生怕對方誤會。記的我到電台工作的第二年一次回老家，一位本家的叔叔問我：你也天天在喇叭里喊？他把廣播與村裡的高音喇叭混為一談了。
慶幸的是，廣播也在與時俱進，廣播由錄播改為直播，傳播手段漸漸改變了廣播的劣勢。傳播迅捷，互動交流，覆蓋面廣，節目活潑多彩，廣播的潛力一下子爆發出來了，流失的聽眾又掉頭返了回來，每個節目都有堅定不移的鐵杆聽眾，主持人大都成了追星族的目標。廣播的經濟效益和社會效益都好了起來，聽眾熱愛廣播是在情理之中，而精明的商家們是不會白掏腰包的，他們看中的是收聽率和回報率。
作為局中人，我不敢王婆賣瓜，但有一個小事就讓我感慨不已。我和崔書京是少年時的夥伴，自我上學離開老家后，彼此忙於生計，接觸很少。200６年清明節回老家給母親上墳，在鄉路上碰到了準備下地幹活的書京，寒暄后我準備離開，他卻突然問我：導播是幹啥的？我一愣：你咋問這個？他說：我每天夜裡聽你們《心靈有約》，前幾天還聽到你是導播。前幾天一同事有事我是替了幾天班，想不到讓書京聽到了。我說：導播就是把聽眾打來的電話切進直播間。書京馬上就明白了：說了半天你是給人家看電話哩。對於書京的理解我沒有作更多的解釋，可我心裡很自豪。書京還知道電台許多主持人，對主持《心靈有約》的安然和高陽佩服得五體投地，向我提出：我啥時去邯鄲了能不能讓我見見他們？我說這沒問題，我們是同事。
去年深秋我在老家給父親料理喪事，崔振堂前來幫忙，晚上閑聊時，振堂竟然對我們經濟文藝廣播的主持人都熟悉，並且對這些主持人主持節目的時間如數家珍。振堂和書京一樣提出，到邯鄲想見見這些主持人。我說可以。振堂回家后，哥哥對我說：你比主持人知名度差遠啦。我說是。
這也沒辦法，我不會普通話，也沒有這些年輕人腦瓜子好使。所以也就只能做幕後工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