篇一：記者節感言
靜悄悄的，記者節又到了。
由於自己和然然一起感冒，今天看到“小二讀帖：中國記者也有節”才知道11月8日是連半天假也不放的“記者節”。為此，國內雲南26家媒體“宣誓承諾放棄‘灰暗新聞’”：“做負責任媒體，讓新聞更加溫暖、更加陽光、更加有力量”。這當然是個好的方向，媒體、記者，一向有“社會良心、無冕之王”等等的稱號，他們若能更清楚的認清自身責任、勇於負起責任，而不是隨波逐流和唯利是圖，當然是社會與民眾之福。
另一方面，記者節不僅需要強調責任，更需要強調權利而不僅僅是福利。我們至今還時常聽到記者挨打、被防、被限制、被傳喚、被誣告等等的新聞。在這樣的新聞輿論環境下，如果記者的採訪權、知情權、人身權利還得不到足夠保障的話，又如何保證公眾可能得到真相和陽光呢？
記者是觀察者，報道者，也是記錄者。每逢重大的事件，都有記者在場。此時，記者就成為見證者和記錄者，扮演着古代史官的角色。
伍皓：“做負責任媒體”
做負責任媒體，首先是要對新聞負責；一定要對公眾負責；歸根結底是要對黨和人民的事業負責；目的是為了重塑新聞媒體的公信力。建立在“負責任媒體”的基礎之上，我們才能在追求公開、透明、陽光、開放的道路上走得更好、更遠。
記得《南方周末》上刊載過一篇文章，講述新聞與歷史的關係。文章認為，歷史是古代的新聞，而新聞是當代的歷史。這一番話，是值得反覆引用的。我一直認為，記者應該學習 歷史，以加強對事件的整體把握，加強使命感和責任感；歷史學家也應該關注時事，以便給材料注入生命 。歷史與現實，是可以相互對照的。
我們生活在歷史之中。今天的時事，就是明天的歷史。在中國，我們既不能夠準確地報道時事，也不善於經常地回顧昨天發生的事情。我們既沒有新聞，也沒有歷史。於是，我們沉溺在不斷進步的幻覺之中，卻走在老路上面。我們自以為不會兩次踏進同一條河流，卻被同一塊石頭絆倒兩次、三次直至很多次。我們天天在覺悟，結果卻是被新的石頭再絆倒很多次。
劉松蘿曾說：中國的問題，特別是腐敗問題，就是在缺乏報道，缺乏記錄並且缺乏對舊聞的回顧的社會條件下日甚一日，直到積重難返。
因此，中國需要這樣一些人，他們能夠冷靜地觀察時事，把事件客觀地報道出來，準確地記錄下來。在重要的時刻，他們又能夠把歷史記錄拿出來以供社會對照之用。當社會沉淪的時候，他們的是非標準不隨着社會沉淪。當社會扭曲的時候，他們的記錄不隨着社會的改變而改變。當社會選擇遺忘的時候，當社會在娛樂中醉生夢死的時候，他們應該記住那些有可能讓自己，讓權貴，讓大眾不快樂的事情。記者和學者，當然應該是肩負這種使命的人。
我不埋怨大眾。大眾正在承受着巨大的生存壓力，他們有權利只考慮眼前的事情。同時，應該有人去考慮長遠一些的問題。這是一種社會分工，與精英和民粹沒有太大的關聯。有些人的虛名，或者因為虛名而產生的實利，就應該來自他們考慮了大眾沒有考慮的問題，承擔了大眾沒有承擔的精神痛苦。
假如有人不願再承擔精神上的痛苦，他們可以選擇退卻，讓新來者承擔這一社會角色。但是，假如有人不願意承擔痛苦和風險，卻仍然以記者和學者自居，這就是在欺世盜名了。至於那些歪曲事實，模糊邏輯，倡導遺忘，麻痹社會，降低社會肌體的疼痛感的人，應該被稱為記者和學者中的敗類。
把事件記錄下來，這是一種無奈，是我們在有些時候唯一能夠做的事情。同時我相信，這也是一種有效的方法。在《吶喊》的自序里，魯迅 先生記錄了現在已經被熟知的他與錢玄同先生的對話。
魯迅：“假如一間鐵屋子，是絕無窗戶而萬難破毀的，裡面有許多熟睡的人們，不久都要悶死了，然而是從昏睡入死滅，並不感到就死的悲哀。現在你大嚷起來，驚起了較為清醒的幾個人，使這不幸的少數者來受無可挽救的臨終的苦楚，你倒以為對得起他們么？”
錢玄同：“然而幾個人既然起來，你不能說決沒有毀壞這鐵屋的希望。”
看似無望的時候，願意沉睡的人繼續沉睡吧。不願意睡或者睡不着的人們，不妨加入記錄者的行列。
值得慶幸的是，我們社會的記錄者正在增加。以前，我們聽說過有神話般的西方記者，他們週遊世界，又能夠隨時把文字和圖片傳到報社，在報刊上發表出來。今天，這已經我們成為每一個人都能夠做到的事情了。唯一的不同，就是大多數人只能在網上發表。可以說，每一位網上作者，都是廣義上的記者。很多新聞，就是由他們提供的。
更值得慶幸的是，網上的報道和記錄已經起到了作用。周正龍虎照事件，“躲貓貓”事件，周久耕事件，鄧玉嬌案件，經濟適用房六連號事件等等，都得到了社會的關注，有些還得到了應有的處理。
劉松蘿曾在《天價和地王：我們無能為力，不過可以記錄下來》中說：“我們無能為力，不過可以把這一切記錄下來。我們要記住：是誰在操縱房價，誰在放鬆監管，又有哪些專家在為財閥張目。一句話 ，是誰在禍國殃民。我堅信，報應會來到的。”此外，假如我們把看到的暴力拆遷記錄下來，把市政工程中的腐敗現象記錄下來，把正在進行的高考改革中出現的違法違紀問題記錄下來，就可以形成威懾的力量，就可以推動中國的進步。
寫作本文的時候，我看到了《南方都市報》的社論，《記者：觀察者、記錄者、參與者、改造者》。在此，向《南方都市報》致敬。
我們是社會的記錄者。我們拒絕強權，拒絕遺忘，拒絕商業霸權，拒絕泛娛樂化，力求為社會，為後人留下真實的記錄。我知道，還有很多網絡關注的事件沒有得到解決，有些事件甚至在網絡上無法討論。但我堅信，只要有人還在記錄，中國就有希望。
篇二：記者節感言
去年記者節，是因為一個報道沒有出來而有感慨，今年的記者節是因為一條祝賀短信而記得，當然，今年記者節也是碰巧，剛剛也有自己一個專題報道出來了，但因為是關於政協副主席之死的，所以一上午領導來電話，還是搞得人有點擔心，生怕觸及政治，可說，記者節，不是記得是媒體同業者的一個節日，更多是讓我們記得，我們對於社會的責任，同時也感慨在當下的這個環境里，媒體的生存，媒體從業者的發展。
記者，是一個讓人榮耀的稱謂嗎？但在體制內，很多人都自謂是記者民工，在社會上又出現封口費一事，真真又是讓人感覺有點自甘墮落。記得研究生畢業那會，雖然有很多機會，但作為導師五個弟子的唯一一個去了媒體的我來說，是對自己一個信念 的堅持，還是對老師的一個安慰呢！至今，或許我不是最好的，但在於學新聞的，難道理想不是做一個優秀的記者嗎？理想與現實，考慮眼前利益，其實也着眼於發展前途。
做記者，不僅在於外部環境，同時也在於媒體自身的環境。面對利益誘惑，面對阻擾，面對重重的探訪真相的困難，作為一個有想法，有堅持的記者，或許我們都可以克服，但如果再加上自身的環境，我們所寄生的媒體環境也是一點都不理想，那我們，工作是否就真是就為了謀生呢？在我身邊，在我的同行圈裡，我感覺，除了養家糊口，大部分人心底里其實都還是有些精神寄託的，這一點精神寄託，不僅在於我們在探尋真相，報道老百姓關心的新聞或是滿足老百姓的娛樂享受，更實際的，其實還在於我們其實可以幫助到人，我們有一種工作的滿足感，這種滿足感，來自於心裡，來自尊重，來自於社會及人們對記者的期望。所以，話說回來，記者行業，這個行業是有職業信仰、職業道德、職業理想的。但如果在整個社會輿論環境，生存環境變得更糟糕的情況下，我們的堅守，難道就是能超脫現實的嗎？
在對記者有太多寄託、太多期望的同時，我們是否問過自己，我們作為社會的一員，我們對社會的責任，我們對於民眾的人心呢？每一個人，除了職業的這個身份之外，每個人也都是社會民眾的一員，對家庭，對親朋戚友，對熟悉的人，不熟悉的人，我們是否又都保持了一份人心呢？這人心，是人的善意、是人的愛心、是人的憐憫之心，是人的上進求尊重之心。每個人，都希望活得有保障，每個人也都希望活得有尊嚴，所以，對於記者之期望，是一份要求，也是一份自身的擔當，記者與民眾有區別，但同樣，民眾也當有自身的要求。民眾媒介素養，或許說的是一個專業問題，是公民素養問題，但如果大家都想生活得好一點，都想在保障自己權益方面有公正對待之時，那就不僅需要對記者有要求、有期望，同時也在於每個人都希望記者那樣一樣希望自己，這樣，記者不僅可以做得更有希望和更專業，同時我們大家也都能生活得更好。
希望與失望同在，榮耀與失落同行，記者工作是一份光榮，也是一份辛苦，在記者節說記者，不僅在於媒體從業者的要求，同時也在於民眾的期望和努力。環境，不單獨是你的，我的，而是大家的。
篇三：記者節感言
今天是第七個記者節，和護士節、教師節一樣，在中國作為行業性的節日好象只有這麼三個行業的從業人員有幸過節，我在很忙然中度過了今天---記者節。
從業這些年，經歷了風風雨雨，苦辣酸甜……心裡一直想要說些什麼？
100多年前，馬克·吐溫曾這樣評價新聞業：“這是由一群無知、自以為是、頭腦簡單的人製造的輿論，這些連挖溝、修鞋都不夠資格的人，為了生存走上了記者之路。”
這有點像當下中國新聞記者的寫照。
曾被譽為“無冕之王”的這個群體，正在尷尬地飽受聲譽危機。更可怕的是，即使是記者自身，也常常陷入自我懷疑與否定之中。
一個機會，一考就考進了新聞單位，一個本沒有多少文化的人就吃起了文化這碗飯，敢說我是盡了全力地做記者，那種痴迷，那種敬業回想起來連自己都不堪回首，參與創辦經濟台、交通台，耕耘、收穫、艱辛、汗水、鮮花、榮譽，苦樂盡在其中……
鐵肩擔道義，妙手著文章，為民鼓，為民呼，為社會進步助推一把，忠於職守，我無愧地說，我做到了。
記者節只是一個尊重記者的形式和符號，記者要不辜負黨和人民的重託，更好地融入社會，褒揚正義，鞭笞邪惡，為社會進步和文明貢獻力量。
記者節，一個雖然沒有假期但是令人心動的節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