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約是在一九五四年，一批特殊的新生來到四中，插入各班學習。他們講粵地普通話，穿牛仔褲、尖兒皮鞋。這些新生即是歸國華僑學生，我們稱作華僑同學。他們多從南洋來，印尼、菲律賓居多，也有朝鮮、日本來的。插入我們班的陳志強後來對我講過他的回國：“坐在回國的輪船上，總嫌船走得慢。一想到祖國，心都要跳出來了！大海盡頭就是祖國！祖國啊，我回來了！”他忽而不語了，眼睛里閃着欣喜、企望的光，好象仍在船上遠朓着前方。
有回國學習的，更有回來工作的。教我們幾何的丘老師、音樂肖老師都是歸僑。又何止師生？很多行業、崗位都有歸僑為國儘力。那個讓人絕望，令人痛恨的舊社會剷除了，一個貧弱但生機勃發、令人響往的新中國現身在亞洲東方了。那是一個民心所向的國家。那是一個眾望所歸的時代。錢學森回來了，華羅庚回來了，錢三強、梁思禮、鄧稼先、朱光亞等科學家回來了，眾多海外遊子回來了，一九六二年，曾經的國民黨代總統李宗仁也回來了。
與我們相比，華僑同學多外向、活躍，有些更激情飛揚。晚會上，他們用吉它伴奏，演唱了《梭羅河》、《星星索》。啊，南洋島國有如此的意境、風情。上世紀五十年代，為圍堵中國，美國弄了個“東南亞條約組織”。印尼國內反華、排華浪潮迭起。華僑同學天天關注相關的報導，愁眉緊鎖，心繫家人。我們特恨印尼總統蘇哈托，同情華僑同學，卻又束手無策，唯盼祖國快些強大起來，海外僑胞、海外華人再也無人敢欺。
我的鄰座陳世偉，印尼歸僑學生，細高個，長得很精神，愛運動，好激辯，務求青紅皂白。好象是在一次作文講評課上，因為一個什麼字，他與另一同學發生了激烈的爭論。陳世偉激動得臉都紅了，說話很快，大意是：絕不允許借“約定俗成”之名自行造字，不管用這個字的人有多少。寫字用字必須規範，這在中央文字改革委的文件里是有規定的。“必須為祖國語言文字的純潔而鬥爭！必須！”他把手裡的文件“啪”地摔在課桌上，說罷坐下，仍激動不已。一個華僑學生，對祖國的語言文字竟如此看重，讓我感佩，又自愧不如。什麽是愛國？陳世偉的回國是，他對漢語言文字的看重是，他的激動更是，因為他視中華為祖國，漢語為母語。中國的華僑、海外華人從來不可小看。他們可能不愛那個多年前離之而去的母國社會，但愛那個地老天荒也離之不能的根——祖國。華僑陳家庚、抗日戰爭中從美國歸來的“中國戰鷹”陳瑞鈿、印尼歸國抗日的共產黨員女英雄李林等僑胞的壯舉不正是中華民族的性格麽？若遇國家民族危亡，陳世偉必定也會捨生忘死，挺身而出；我堅信。
彭雲也是華僑同學。他在課上——特別是文史課上——愛回答老師的提問，也愛發問。常見他追着走出教室的老師問什麽，以求甚解。華僑同學葉良藩酷愛打乒乓球，一打就是一個課外活動。之後，滿頭大汗地跑回教室做作業。他極富抽象能力：數理作業在他手裡簡直是小菜一碟，三下五去二，做完了，好象比打乒乓球還容易。葉良藩後來考入某大學的數學系。吳清華，馬來亞歸僑，少言寡語。可能是基處差些，他學習極用功，不會的作業題自己苦思默想，決不輕意問人。他默默地修好班裡的桌椅，默默地清除室外牆腳的雜草；默默地作好事，從不示人。班裡似乎沒有其人，卻又處處可見其人。到高三，我們班的班長林金祥、楊替坤都是華僑學生。我在大學里也有華僑同學。三年困難時期，國家照顧華僑學生，把他們調到生活條件較好的大城市的高校學習去了。
後來，我在新華書店曾邂逅陳世偉。再後來，“文革”亂國，我的華僑同學不知所終。又是四十多年過去，陳志強、陳世偉，你們現在哪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