清理舊物，從箱底清理出一隻舊信封，從舊信封里抽出來一疊舊糧票，有100來張，全是1兩、5錢的小面額，最大的不過半斤，加在一起統共僅只8斤多一點（還雜有6張熟食票），大多是北京、天津、上海、廣州幾個大城市或省區的地方糧票，剩下是五六張全國通用糧票——
這是我1966年至1967年當紅衛兵小將全國大串聯時搜集的。當年我跑遍了神州大地（好像就剩台灣省沒到），到一個地方就設法向當地紅衛兵討要2張3 張半兩1兩的糧票作留念（大面額的人家不肯），集中在一個外面印有毛主席語錄“廣積糧，深挖洞”的信封里，帶回家搴入箱底塞，收而藏之，一轉眼竟是40多年。今日，一頁頁鋪在桌上，細看細品，頓生無限珍愛之情——小小糧票，方寸之物，濃縮了國人一個甲子60多年的苦辣酸甜，已成為滄桑歷史的一份見證。
儘管歷史進入到21世紀，改革開放30多年，人民的物質文化生活已經今非昔比，但只要經歷過上個世紀60年代糧食匱乏日子的人，誰都嘗過身無糧票寸步難行的滋味，誰都會多多 少少、濃濃淡淡留下忘懷不了的“糧票情結”：一種對糧票特殊的歷史作用以及它所象徵的那已逝的數十年艱難歲月的感懷……
我所收集的糧票中，有兩枚全國糧票是1955年版。1955年11月，乃是我國第一批全國統一定量制糧票，即所謂“全國通用糧票印刷發行並開始使用的日子。糧票初行，由於當時沒有飢餓相迫，不為人們重視，有時還[互相贈送。我上海的大姐，就時常有10斤、20斤的全國糧票寄到鄉下來。可是不到一年3年困難時期（1959年至1961年）“黑市”（不能公開營業的自由市場）價，玉米面每斤漲到6元多，白面7元多，大米漲到8元多，1斤糧票要賣5元多（一般工人的月工資25到30元，買不了五六斤糧票）。因為公家出售的定量糧食是平價，“黑市”是高價，所以糧票就可以賣錢，當然也可以直接換物。就這樣，糧票的身份一下子青雲直上，成了“救命符”。
後來有一年，老母親病倒在床，我挖出那疊箱底的糧票跑到糧站，以其中的幾張全國票和本省票買回2.5斤白米，又留半斤糧票到飯店買回5隻饅頭，救活過老娘一條命（現在所存全國糧票是後來補上的）。就是一直到糧票掉價時，一斤票也還可以換到一個雞蛋、二三十斤可以換一隻雞，也可以換油、換菜、換其他棉布衣服等物品。緊急時，還可以折算和頂替人民幣去交農業稅或別的，糧票等於是一種“微型鈔票”。因此，社會上一度出現過不少倒賣糧票、貪污糧票、甚至非法偽造印製糧票的犯罪案例。1986年，在飛馳的火車上，就抓住一位特大的糧票販子，一次繳獲糧票20多萬公斤；1988年，四川破獲一起特大糧票貪污案，某縣糧食局的一位票證保管員，貪污、倒賣糧票41萬公斤，最後被判處死刑。
由於各種與糧票有關的經濟犯罪有大量出現，更由於社會飛速前進，農田承包到農戶后農業形勢好轉，城鄉居民生活條件改善。糧票發行的初衷既被無理扭曲，它的基本職能又開始弱化，到1993年（5月10日）首都北京公開宣布停止使用糧票時，全國早有27個省市自治區共1800多個縣市廢止了糧票。到1993年底，全國已基本放開了糧食價格。至此，在中國流通了近40年之久的新中國糧票正式宣告退出歷史舞台……
這一桌子廢棄了的“舊糧票”——一張張帶有強制性的糧食供求關係的載體——曾經在計劃經濟時代保障過糧食正常供應，也是我國市場經濟迅猛發展，人民物質水平穩步提高，進入小康社會的歷史見證。我小心翼翼重新收拾好這疊糧票，寫下《糧票》這一篇小文，一起塞進那隻印有“廣積糧”的舊信封，重新放入箱底，作為我家一宗難得的“歷史文物”，傳之後代。坦白地說：對於這些糧票，我沒有一點留給後代等待有朝一日可以拿出去換糧換錢的意思，只是想告訴後代，他們的前輩在某一個年代也曾走遍全國行過一回“乞”（“乞討”過8斤多糧票），只是為後代讀懂中國那一段畸型的歷史存下一份珍貴的資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