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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農業學大寨”的印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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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農業學大寨”的印記

  神龍

  學習大寨呀趕大寨

  大寨紅旗迎風擺

  它是咱公社的好榜樣啊

  自力更生改變那窮和白

  堅決學習大寨人

  敢把那山山水水

  另呀嘛另安排

  幹起來幹起來

  大寨的紅花遍地開

  幹起來幹起來

  大寨的紅花遍地開

  .......

  學大寨,趕大寨,一首60年代中期家喻戶曉的群眾歌曲,把我帶入了對學大寨年代的回憶之中。

  大寨,原本是山西省昔陽縣一個貧窮的小山村。農業合作化后,社員們開山鑿坡,修造梯田,使糧食畝產增長了7倍。1964年2月10日,《人民日報》刊登了新華社記者的通訊報道《大寨之路》,介紹了他們的先進事迹。並發表社論《用革命精神建設山區的好榜樣》,號召全國人民,尤其是農業戰線學習大寨人的革命精神。此後,全國農村興起了“農業學大寨”運動,大寨成為我國農業戰線的光輝榜樣。1978年,隨着十一屆三中全會的召開,改革開放的號角在中國大地吹響,農村實行農田責任制,土地分產到戶,“農業學大寨”也就隨之而終止。

  農業學大寨運動前後經歷了15年。是新中國成立以來,我國農村歷時最長的一次運動。

  我經歷的農業學大寨運動,大致分為三個階段:

  從1964年學大寨開始,到1967年夏天,這個時期在校讀書,接觸的新聞傳媒極少,每天早上6點半,學校組織收聽中央人民廣播電台《新聞和報紙摘要》節目,從廣播里聽到了學大寨,大街上的標語,幫助加深了記憶。

  1967年夏天,初中畢業,回家當了農民,直接投入了“學大寨”勞動,親身感受了學大寨的魅力,紅旗獵獵,喇叭聲聲,車歡人叫,熱鬧非凡,場面壯觀。每個人干起活來都不示弱,“農業學大寨”的宣傳標語隨處可見。1968年秋後,參加黃壁庄水庫建設大會戰,這是石家莊地區的學大寨戰場,自己被評為勞動模範,大會發言,登台領獎,也着實榮耀了一把。並因此而被推薦進入供銷社工作。

  真正對學大寨運動的感受,當屬調入縣委機關的1974年到1978年。這一時期,是全國學大寨,“普及大寨縣”的高潮時期,又遇戛然而止的急轉彎。

  1974年11月,調入縣委后,抽調在學大寨辦公室工作。這是全縣的中心工作辦公室,主要力量是從縣委辦、宣傳部、組織部抽調。

  當年,特別是1975年9月全國農業學大寨會議之後,全縣學大寨運動開展得如火如荼。縣委從縣直機關抽調大批幹部職工,組成學大寨工作隊,進駐農村推動工作。尤其是冬春季節,平整土地、改河造地、挖渠打井、建方田等,農田水利基本建設遍地開花,全縣社社有工程,村村有戰場,到處是戰天鬥地的壯觀場面。

  紅旗招展,人海人山,炮聲隆隆,喊聲震天。這是當年“農業學大寨”工地的真實寫照。

  為了改變我縣貧水狀況,縣裡決定,傾全縣之力,開“三渠”、引“三水”入元。引崗渠、引槐渠、長村水庫及“八一”水庫防滲工程,是那幾年全縣主戰場(引甘渠項目沒有動工),施工隊伍由各公社從村抽調強壯勞力組成。民工吃住、報酬由各村自理,整個工地參戰民工最多上萬人。

  當時提出的口號是“學大寨,趕昔陽,正定欒城做榜樣,大幹兩年過黃河(糧食畝產500斤)!大幹五年過長江(畝產800斤)!”地區對縣,縣對各公社、各村,逐級下達趕超目標,並以農田建設工程和糧棉產量衡量決定各級幹部升降,落後的地方限期改變面貌,從上到下提出了帶有政治高壓的口號:“一年不行,兩年行不行?三年、四年總可以了吧?!”意思是最多限期三年、四年改變面貌,不然迫降或走人。在全縣幹部群眾中享有很高威望的縣委周書記,因實事求是上報糧棉產量,元氏縣排名靠後,在全縣1000多名四級幹部參加的學大寨會議期間,被地委突然調動,含淚而走。高壓之下,一些村搞“幫忙田”,少報種植面積,提高單位面積產量。一些村浮誇虛報產量,成了“高產窮隊”。一些村在“想過江,種高粱”的驅使下,大量種植高粱,又因高梁營養品質和適口性差,國家徵購不要,只好苦了社員。

  那幾年,各級幹部帶頭參加勞動,“與貧下中農划等號”,提出了縣鄉村幹部參加勞動的“一、二、三”。即:縣級幹部每年必須參加農業生產勞動一百天,公社(鄉)幹部必須勞動二百天,大隊(村)幹部必須勞動三百天.還制定了考核辦法:每個幹部自帶記工本,縣鄉村三級幹部在哪個生產隊參加勞動,就由哪個生產隊的隊長簽名記工,每年一匯總,彙報到縣革委辦公室。開會時,縣領導還要檢查幹部手上有沒有繭子。實際上,這個標準定得太高,一般都達不到,因此,生產隊長通情達理,對參加勞動的縣幹部都熱情地說:“領導來,就是無窮的力量。”只要到工地勞動,就算一天。說實話,那時候三級幹部參加勞動形成了制度,只要有時間,就自覺參加。幹部參加勞動期間,一律到農民家吃派飯,每天付給管飯的家庭四毛錢,一斤二兩糧票。農民看到幹部們幹活都挺累的,都願意做點好吃的,全家人和幹部一起吃。那時候,農民們不習慣叫幹部的職務,一般喜歡在姓前加上“老”字,叫“老張”、“老李”什麼的。幹部和社員一家在一起說說笑笑,邊吃邊談,也挺高興,密切了關係,還能了解到實情。這種艱苦奮鬥的精神,密切聯繫群眾的作風,幹部群眾充滿一股豪氣和衝天的幹勁,形成了攻堅克難的無窮力量。“大幹加苦幹,建成大寨縣”、“下雨當流汗,颳風當電扇”、“天上的月星,夜戰的明燈”、“貧下中農學哲學,雄心壯志震山河”等口號。因此,遇到困難大家都能緊緊依靠人民群眾,儘快克服。比如,解決蘇陽公社“三庄”缺水,隔山十幾里,從蘇村修建九龍口揚水站,解決了春夏播種無水難題。跨越三縣的“引崗渠”,鑿洞,劈山,架橋,挖溝,硬是靠人工,奮戰幾年,從百十里之外,把水引來,真是受益匪淺。

  那幾年,縣學大寨辦公室任務繁重,忙得不可開交。向地區學大寨辦公室每天一次口頭電話彙報,每周一次書面彙報。縣裡的現場觀摩會、電話會、經驗交流會、分片彙報會,隔三差五不斷,而且大部分是起早貪黑。我們辦公室一般除留一人值班守電話外,兩人搭伴,騎自行車下去了解工作進度,總結先進典型,解剖落後原因。為組織籌備各種會議,趕寫領導講話、典型材料,經常晝夜“連軸轉”。騎車下鄉每天來回少則三、四十里,一般六、七十里,到山區村至少要100多里。全縣200多個行政村,基本上每月轉一遍。山區的牛家莊、佃戶營、楊家寨,平原的萬年、院家村、大陳庄、西尖中等都是當年的先進典型,好幾個村支部書記成績突出、貢獻大後來轉為國家幹部。

  轟轟烈烈地農業學大寨運動,已經成為歷史。但從整個運動方向看來,還是應當充分肯定的。一是發揚自力更生精神,糾正了“等、靠、要”的思想,幹部群眾的精神面貌大變,農業生產也有了較大的發展。二是大搞農業基本建設,改變了生產條件,如我縣的引崗區、山區的改河造地、小型水利工程、平原的方田建設、機井建設等對後來多年的農業增產都發揮了重要作用。三是基層幹部參加生產勞動,聯繫群眾,不搞特殊化,這種作風,值得永遠保持。運動中“左”的方面,除了不適當地搞階級鬥爭,傷害了相當一批幹部外,主要的還在於,脫離實際地去提高所有制的公有化程度,搞“窮過渡”,限制農民搞家庭副業和發展集市貿易等。在好些地方,不注重科學,不顧群眾利益蠻幹的事,也時有發生。如河道裁彎取直、建設“人造平原” 等等舉措,勞民傷財、得不償失。一些“左”的東西儘管後來得到糾正,但是,發展農業的一個根本問題是農業生產經營體制問題。直到黨的十一屆三中全會之後,我國農村改變了人民公社的體制,推行了適合我國目前國情的家庭聯產承包制,廣大農民的生產積極性才得以很好地發揮,農業生產有了極大的進步。

  農業學大寨,已經過去了三十多年,但在我的腦子裡,仍然若隱若現。全縣近700平方公里的大地上,特別是山區、半山區,那個時期留下的印記隨處可見:水庫、坑塘、大寨田、河壩、水渠、揚水站......每當看到這些現在還默默奉獻的基礎設施,總能感受到那種“戰天鬥地、熱火朝天”的場面,那種“自力更生、艱苦奮鬥”的精神,依然在激勵、感染着象我之類的人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