叫他“伯伯”，是周朝章先生自己給我定的。我們第一次見面，他就說：“你叫我‘伯伯’吧！你的年齡不會比他大？”他指指坐在旁邊的兒子家偉。那年，周伯伯75，家偉53，我50，一聲“伯伯”，把我們之間的距離拉得很近很近。
周伯伯，1949年去台灣，1987年，大陸開放，他就爭先恐後來到闊別快40年的故鄉。一來，他就給鄉里修路、修村校、修老年室、造水塔、安裝自來水、給當地新造的鎮中捐資且設立獎學金，因為我是鎮中的教師，校長挑我的字不錯，文筆不錯，所以，給台北周朝章先生的回執，就一併派我代勞。這樣，一寫10多年，當周伯伯來校問校長：“給我的信，是你寫的？”校長便向周伯伯推薦了我。他說，我想見見這位何先生！於是，我們有了第一次見面。
“你就叫我伯伯，叫伯伯好！”周伯伯身材高大卻慈眉善目，一迭連聲的誇我的字好，文筆好，國學根基好，想不到故鄉還有這樣的人才，在故鄉能遇上這樣有學問的晚輩，難得，真是難得！聽話聽音，話音里我聽出了他那種對大陸鄉村找不出他心目中的讀書人的擔憂，他言動於衷，喜形於色，他的舉手投足都有一種在古書里才能讀到的“中國傳統”！受到周伯伯的稱讚，我則臉有愧色卻蜜甜於心。我幼年喪父，天天渴望父愛，今日從天上掉下這樣一位慈祥的長輩，是我今生有幸……
從此，周伯伯每次來大陸，到了家（周伯伯台北龍江路有一個家，諸暨福星山莊也有一個家）的第一件事，就是給我打電話，告訴我他已經到家，有空過去坐坐、聊聊。每回，他都要留我一起吃飯，給我讓菜（從來不見大魚大肉，一碗斷刀塊藕燉排骨是餐桌的主常菜），勸我喝酒（他自己煙酒不沾）；每回，他都有小禮物送我，茶杯、皮帶、浴巾、座墊、小手電、小電鐘、帶尺子的小計算機等等等等，我一個花白頭髮的小老頭，在周伯伯眼裡我完全成了一個孩子。
從此，周伯伯再不當我外人，只要坐到了一起，大事、小事、往事、今事、國事、家事、兩岸事、天下事，都跟我聊，一坐一聊就二三個小時，聊得不亦樂乎。常常，我都饒有興趣地側耳聽伯伯說，看伯伯說，傾聽這樣一位在外闖蕩了大半輩子的父輩說話，實在是我別一種讀書，一種難得的享受。說到妙處，伯伯會暢懷大笑，他不拘小節、正直豪邁，有着一腔正氣、豪氣，每次見面都給我留下極深的記憶。
周伯伯不是什麼台灣老闆，他根本算不上大款，在台灣，他純粹是一名“謹守本份”的小公務員，在稅務部門勤勤懇懇踏踏實實地幹了30多年，靠賺固定工資過日子。1987年退休，晚年略有餘資，全是他們一家節衣縮食從嘴角指縫裡節省下來的。
是1938年，18歲的周伯伯失學在鄉，適逢日軍侵華，抗戰軍興，他“響應熱血青年從軍報國之號召”，踴躍去武昌報考，為湖南常德駕教一團所錄取，一邊讀理論，一邊學習汽車駕駛和維修技術。周伯伯刻苦努力，不久就被團部保送到龍里輜重兵學校深造。畢業，分派到輜汽一團服務。周伯伯，仗着他的忠心耿耿，兢兢業業，很快又轉至重慶戰車防禦砲營，越級任用為國家級汽車技術人員。到職接受不到2個月的裝備訓練，便奉命遠征印度。直至1945年，抗戰勝利前夕，才奉調回國。1946年，在杭州輜汽二團任職。1948年，調到南京輜汽14團，負責江浙地區之運輸。1949年5月，攜眷屬轉福州，赴台灣。
初到台灣，人生地不熟，加上三男一女出世，入不敷出，生活拮据，苦不堪言。周伯伯認為“滯留軍中再無發展之餘地”，決計轉業，后經友人介紹，充任台北捐稽徵處臨時僱員，從事基層稅務工作。然而，周伯伯對稅務行政，苦於素無接觸，毫無經驗，然周伯伯相信“人生不進則退”、“唯有自行努力”才是出路。於是，他白天上班，晚上插班補習，先後在台灣省訓練團、革命實踐研究所、政治大學行政管理研究所深造，前後堅持長長5年時間的半工半讀。周伯伯邊學邊干，對所學財務管理及稅務行政知識，心領神會，學以致用，不但順利通過任用資格考試和公職特考。在單位，他謙遜誠信待人，清白廉潔自持，勤懇務實賣力，也便從審核員起步，逐年上升到稽核、主任、科長、執行秘書，從基層提到上層，從低薪升到高薪，一家生活也因此獲得改善。直到退休，因為人緣好，又與友人合作投資開辦高爾夫球場，開始經商。
1987年，正在香港辦事的周伯伯，一聽到國門開放，允許台胞回鄉探親，他放下手中急着要辦的事情，立即登車回到家鄉……
看了家鄉之後，周伯伯思鄉更切，愛鄉更甚，特別是1997年，76歲的周伯伯高票當選為台北同鄉會第八屆理事長以後，他更加忠心服務於鄉親，竭力發動捐款購置同鄉會館，以同鄉會為活動平台，為加強諸暨、台灣兩地的進一步合作，在台積極宣傳家鄉的建沒成就和優越的投資環境，積極推動兩地經濟、教育之互動。他對台北諸暨同鄉會理監事和同鄉親友們說：“諸暨以農業為主，我們應該邀請他們的管農業的人來台考察，把台灣最新的農業科技引進故鄉，促使其迅速發展，成為全國農業示範區……”1997年秋季，時值諸暨西施故里風情節暨經貿洽談會，周伯伯牽頭組織台胞團隊來諸暨，對諸暨的建設事業給台胞以完整的了解、深刻的印象；1998年4月，為了焊接下一代台胞與大陸故鄉的聯絡斷層，周伯伯又專門組織下一代台胞對大陸的參訪，告誡後代“不可忘祖”，鼓勵後人多回鄉、多關心、多支持老家的發展；2000年6月，周伯伯應浙江省人民政府的邀請參加了省經貿洽談會；2001年6月，他再次應邀參加在寧波舉行的浙江省經貿洽談會；2003年9月12日，諸暨市舉行統一戰線各界人士“共舉大業、共謀發展”為主題的“月是故鄉明”中秋聯歡晚會，周伯伯也應邀列席。回老家，周伯伯則經常跟鄉親共同探討經濟作物的種植，還給老家帶來草莓的優良品種。
周伯伯對教育情有獨鍾，對善行推許頌揚。1995年，同鄉魏珍女士想在諸暨中學設立10萬美元的獎學金、想在家鄉辦學，周伯伯自告奮勇做“紅娘”，不遺餘力跑腿聯絡，從中牽線；榮懷學校創辦后，周伯伯每次來大陸，總是要抽時間引友人帶兒子到學校走走看看，每次回台後總要寫一篇學校發展狀況的文章在同鄉會辦的《諸暨通訊》上介紹；1999年1月，經周伯伯的努力，促成諸暨教育代表團的赴台考察，他兒子家偉則乾脆在單位請了假，給代表團充當“導遊”，周伯伯自己東奔西跑，不顧年高體弱把每天的參訪行程安排得周到妥貼；2002年，周伯伯參加《玫瑰夫人——魏珍傳》的寫作論證會，會上，他高度讚揚魏珍女士自強博愛的一生，大聲疾呼應為魏珍女士塑像立傳；《傳記》開始寫作，他又一直給予關注，不但給作者上課詳細講解台灣的稅務知識，經常詢問寫作進度，而且還主動提供有關魏珍和她丈夫陳宗熙先生的大量資料，特意贈送連戰、郝柏邨等人的台版傳記；書稿初成，周伯伯又是第一個讀者，第一個對書稿寫來中肯詳盡的書評。
有一次，我問周伯伯，你們台胞為什麼心腸特別好？我以傾盡家財在家鄉辦學的魏珍女士為例，說不少台胞回到大陸，都樂善好施，濟世助人，還不喜張揚，精神令人感動。周伯伯說，這跟人接受的教育、所處的環境有關係，他說他自幼記牢“己立立人，己達達人”的古訓，力爭“行有餘力即施惠於人”；深信“為善不欲人知，鳥過長空不留痕迹”，方是“真善”。
我們聊得最多的自然是“兩岸事”。談及“兩岸關係”，周伯伯常常在一副“寬容”的樣子後面透出一種“先知”，他說：“‘祖國統一’只是時間問題，切勿硬來，現在主要是不要急於求成，大家將先前那些不愉快的事都擱到腦後，穩定人心、穩定局勢要緊，要留時間讓兩岸互相了解，在‘三通’的前提下，一起在搞好經濟建設中慢慢培養感情，最後不知不覺實現統一。”真的，周伯伯頗具“先見”，他10多年之前的話，竟完全暗合時下歸納的關於兩岸關係“建立互信、擱置爭議、求同存異、共創雙贏”的16字真言。
2000年，周伯伯為踐履先祖母“赤腳草鞋、餐風露宿、不屈不撓誦經化緣建庵”重振佛教事業之心愿，弘揚觀世音菩薩慈悲為懷之精神，教化民心民風，再度於同山鎮布穀村重建佔地3000餘平方米的“諸暨市福蓮庵”，2002年10月26日佛像開光正式啟用，總算了卻了他一樁多年擱置心頭的心事。
2007年4月的一個雨天，我正在辦公室組織文稿，突然接到市台辦電話，傳來周朝章先生在台北病逝的消息，一如晴天霹靂，含淚擬就“唁電”，發去台北……清晰地記得，我們最後那次告別，伯伯將我一直送到樓下大門口，怎麼也沒想到，大門關上前，我回頭那深情的凝望，竟成了和伯伯的永訣——周伯伯，生於1921年，卒於2007年，享年86。
這些天，周伯伯這位好心、熱心、有心的長輩，老是浮現於我的眼前，面對隱隱約約的周伯伯，有一句一直憋在我肚子里的話終於脫口而出：周伯伯，那天，你杳然去了另一個世界，有朝一日我也去了那兒，你依然是我最尊敬的伯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