偶爾翻看自己的手機電話薄，發現三年前端午節后剛剛去世的大堂哥的手機號碼還存着呢，於是心裡一陣痛，本想刪去，但是沒有，因為我不想讓他的影子從我的記憶中永遠消失，因為我至今不敢想這是個事實——但事實終究不能逃避。
那天在單位接了小妹的電話，匆匆回家，看着院子里每個人都在忙碌着，一張張沉重的臉上如同覆蓋了一層灰塵。堂哥家的兩層樓才蓋了兩年多，他的人生路才走過了一半，就撇下了我的七十多歲的二伯二嬸，就撇下他的妻以及一個十六七歲的女兒，一個十一二歲的女兒，一個八九歲的兒子，就撇下滿院子的親戚們自己先去了。新房堂屋中間的凳子上平放着堂哥的遺體，臉上蓋着一張火紙，顯得異常的安靜。拐角的廈房裡傳出妻和大女兒悲傷地哭泣聲，對面舊廈房裡傳出我的一個堂姐的哭聲。唉，一切的悲傷都從她們體內的每一個細胞里迸發出來，但是再也無法喚醒堂哥。
堂哥的去世對於院子中的每一個人來說真的太突然了，畢竟他還年輕啊，畢竟我的二伯二嬸身體還算硬朗啊，畢竟他還有三個未成年的孩子啊，畢竟在這個人世間還有他太多太多難以割捨和值得留戀的東西啊……可是他匆匆忙忙的走了，沒有留下任何遺言。人死如燈滅。壽衣去街道買了，棺材也是買的，修墳墓的沙子、水泥、磚塊、墓拱等陸陸續續買回來了，我和另外幾個堂兄弟們一人操起一根扁擔，一次挑着十幾塊磚緊咬着牙關往屋子後面半坡上的墳地里送。泥瓦匠出身的四叔領着三五個人正在忙碌着，他們必須趕在三天後將墳墓修好。叔乾著乾著竟然趴正在修的墳上面哭了，兩行熱淚，順着那張五十多歲的滿是溝壑的臉龐肆無忌怛地流下來。
晚上，堂屋正中的靈堂已經搭好，葦席前放着一張桌子，中間放着堂哥的遺像，下面是香爐，三炷香正在燃燒，兩旁的燭台上兩支白蠟在搖曳，葦席正中貼着一個白底黑色的奠字，葦席後面放着堂哥的遺體。堂哥下葬前的幾天里，我時常想陰陽兩重天的人僅僅只隔着一張薄薄的葦席的距離？那為什麼從此以後便永不能再見？此時堂哥的遺體已經被放置在了冰棺中，嗡嗡嗡的聲音從冰棺下面傳出來，我們幾個堂兄妹和堂哥的三個年幼的孩子坐在靈堂旁邊的麥草上。夜慢慢的深了，看了又看堂哥的遺像，白色的蠟燭依然，燃燒的三炷香依然，可一個鮮活的生命就這樣沒有了。人為什麼不能左右自己的生命呢？說消失就消失了。堂哥比我大十幾歲，在我剛剛上學的時候，堂哥已經上中學了，而我便常常依賴於堂哥，幾乎每次上學都要和他一塊兒；稍大一些，幾乎每天下午去割豬草的時候都要跟在堂哥身後；再大一點兒，時不時的晚上還要和堂哥一起睡覺；成年後，幾乎每次堂哥從省城回家，都要去他家裡和他聊聊，聽他講講收破爛時遇到的趣事，但是現在，屬於堂哥的一切都被定格了，屬於我們的過去都變成了以後不能忘掉的記憶。
第二天晚上，我們依然坐在靈堂前，二堂哥胳膊下夾着一瓶酒進了堂屋，盤腿坐在我身旁。明天堂哥就要下葬了，前來弔唁的鄉親們絡繹不絕，他們在堂哥的靈前磕三個頭，作一個揖，堂哥的三個孩子也還人家同樣的禮。院子里的凳子上坐滿了人，小聲說著話。二堂哥將酒瓶給了我，我仰頭喝了幾口又給他，他將酒瓶搭在自己的嘴上咕咚咕咚喝了幾口，兩三個來回，我們兩個人喝下去一大截子酒，二堂哥“哇”地一聲跪在堂哥的靈前張開大嘴哭了。他這一哭引得好多人跟着掉眼淚，他這一哭將幾天以來積壓在心中的所有疼痛、悲切全都釋放出來。他哭，父母失去了一個好兒子；他哭，三個孩子失去了一個好父親；他哭，一個妻子失去了一個好丈夫；他哭，自己從此以後失去了一個手足至親。幾個人走過來拉着匍匐在地上的二堂哥，但是無論如何也拉他不起來。我擦着眼角的淚，看着依然匍匐在那裡的他，聽着他一聲接着一聲的哀號，傾聽着他一句接着一句的重複：“不要拉我，不要拉我，我哥明天就要下葬了，今晚上讓我好好哭一回吧。”在我的記憶里，當兵出身的二堂哥的性格就和他曾經的身份十分相稱——倔強、堅強。可是現在，他的眼淚、他的哀號、他的姿態、他的聲音，讓他又顯得是那樣的脆弱。
第三天早上，堂哥終於要下葬了，主事的人不讓我們堂兄妹們去墳地送他最後一程，我們十幾個人只好在隔壁二堂哥的院子里或站着，或坐着，聽着一陣一陣揪人心肺的哀樂聲，每個人的臉上異常凝重，而每個人的臉上都掛着兩行熱淚，只能在心底默默祝福：“堂哥，一路走好，天堂里沒有寂寞！”
時隔多日，有一次我和二堂哥聊天才聽他說，原來大堂哥在端午節回家的時候身體就不舒服，已經四五天不能大小便了，可是節儉的大堂哥啊，再次回到省城也沒有去醫院給自己檢查一下身體，更令人傷心的是去世的前一天還和三四個人一起搬運了一車的貨物，為了撐起一個沉重的家，到了晚上他徹底垮了，肚子脹的就和一面鼓一般，就這樣急匆匆地去了。
哎，堂哥啊，又是一年清明日，假如我撥通了自己手機裡面你的電話號碼，你會和弟弟說說話么，哪怕一句也行啊！假如清明節我去你的墳頭一如往日給你插上三支煙的時候，你會對我如以前那樣咧嘴笑笑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