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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的礦工父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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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的礦工父親

  李政

  1997年11月5日。

  那個日子,我永遠刻骨銘心。那天,下着小雨,夾雜着雪花。父親走了,永遠地離開了我們,離開了他工作生活的礦山。他走得那樣匆忙,那樣眷戀,甚至連多看一眼都沒有。

  十五年後的今天,又下起了雨夾雪。望着窗外飄飄的雪花與滿地的黃葉,無數的記憶在我腦海里翻騰。父親那瘦弱的身影,淳淳的教誨,憂鬱的面容,…… ,不禁使我掩面,讓我在愧疚中煎熬。

  我的父親1937年出生在山西晉北的一個貧苦農家,兄妹五個,排行老三。二伯早逝,伯父有病,和叔父一樣,青年傷妻,一直沒有再婚。姑姑在逃荒時留在了口外。生活的重擔過早地壓在了父親的肩上,他十二歲下井背炭,二十一歲在離家八十公裡外的煤礦當了工人。為了照顧一大家子,把母親和我們兄弟留在了村裡。加上叔父膝下兩個孩子,我們兄弟九個。由於困難,母親把六弟送了人。家裡全靠父親的工資和叔父種地維持,母親負責照料我們十幾口人,農忙時帶領一群孩子協助叔父在地里干點農活,父親則每月只回兩三天家。

  我對父親最早的印象,是我四歲時和母親去礦上探親的事。記得那是一場午後的大雨,使我迷失了方向,邊哭邊走,越走離家越遠。最後好心的礦工把我抱到了職工食堂,一路找來的父親,渾身雨水,連把傘也沒打,他一邊抱我,一邊向幫我的伯伯致謝。記得那時的父親,非常英俊、高大,臉上白白凈凈沒一根鬍子。當我大了的時候,才知道父親個頭並不高,反而比較瘦弱。

  父親去世十五年來,父親的形象在我腦海中非但沒有減弱,反倒愈清晰。不知怎的,如今越來越想父親,夢父親。夢裡和記憶里的父親,還是穿着中山服、戴蘭帽子的模樣,還是滿臉嚴肅。那是因為他去世前的十多年,大部分是那身裝扮。父親在世時,從不買衣服,也不讓我們買。或是工作服,或是我們替下的。即使工作服,也要省出來分給叔父。一件衣服他夏天穿單衣,冬天套上棉襖穿,直到穿爛為止。那件灰色的卡中山服,就是我工作第二年替下的。父親沒我高,又單薄,那件中山裝本不適合他,又肥又大,穿着它父親分外消瘦。但他總是說:“這挺好,這舒服,穿慣了”。我們知道,對於父親,好看不好看並不重要,重要的是能省錢。

  我的父親沒啥文化,但喜歡讀書,更喜歡讀書人。他小時候一共讀過四年書,文化知識全是靠工余時間自學的。那時的學習途徑,主要靠報紙、有線廣播和工友間互學。父親從掘進、回採、到後來擔任調度室的調度員,與他勤奮好學是分不開的。他字寫的好,還兼做工區一些記工、統計、開支的等工作。父親對我們的教育,非常重視,非常投入。記得我上小學初中的時候,正值文革期間,成天學工學農,參加各種運動,很少上課,甚至連正式的課本都沒有。父親把單位的舊報紙攢起來,每月給我背回來。舊報紙是我當時唯一的課外讀物,看報養成了我的讀書習慣,開闊了我的視野。受父親的影響,我喜歡讀書,非常羨慕礦上的工程師,希望自己長大后也能成為工程師。

  父親不抽煙,喜歡喝點酒,喜歡下象棋。由於經濟和時間原因,他從不買酒,也很少下棋。退休后的幾年,我們買的酒,他每頓也只喝兩盅,從不貪杯。父親愛吃面,尤其愛吃手擀麵。他吃面的時候,常常滿頭大汗,濕透了的內衣緊緊地貼在了身上,吃飯時脖子上有時還搭塊毛巾。現在想起這些,我心裡老在隱隱作痛,非常後悔當初沒多陪他喝盅酒,替他檫檫那背上的汗,甚至連盤棋也沒和他下過。父親不愛照相,每次照相都說他不喜歡,要我們照,要孩子們照。去世后居然找不到一張他的個人照,只好從大家的合影中剪出他的頭像,才做成遺像。現在看來,他是怕花錢,並非不愛。

  父親給我最大的感受,是他對爺爺奶奶的孝行和對我們的嚴格。父親平時說話慢言慢語,舉止很有分寸,決不說大話慌話,在我們面前,更是一臉嚴肅。很少逗我們兄弟玩,從不把對我們的愛露在臉上,我甚至沒記住他開心笑的樣子。父親每月回家,在院外就喊上媽了,連鄰居們都知道他回來了。拿回來的好吃的,一定是先讓奶奶爺爺吃,然後才給我們。小時的我們既盼父親回來,又怕父親回來。父親回來的日子裡,大家非常小心。尤其二弟,頑皮不愛上學,常常是父親回來了,他藏了,父親走了,他就出現了。我聽話,又愛學習,很少惹父親生氣。四弟最實際,覺得自己做錯了事,就趕緊跑開了,父親很少打上他。三弟做錯了事,嘴還硬,挨打也不跑。記得他最後一次挨打,是他因為頭疼不念書後,在父親礦上當了燒鍋爐的臨時工。有次從鍋爐房拿回一根木頭,父親發現后逼他送回去,他不肯,還頂嘴,父親一氣之下動手打他,三弟氣不過報名當了兵。從那以後,三弟再沒讓父親生過氣。他一下成熟了,後來入了黨,複員到鐵路工作。其實,父親動手是嚇唬我們的,他和別人臉都沒紅過,更別說打人。生了氣的父親,總是皺着眉頭,不斷地嘆息,是我們不懂事,最後受傷害的是父親。

  父親對我們的教育和愛,粗獷中帶着細膩,實在中顯得厚重,只能慢慢的回味。1978年我考上了縣裡的重點高中重點班,那時每月二十八斤糧,細糧比例很少,一周只有一斤饅頭,有時不夠一頓吃,其餘都是玉米窩頭和糊糊,菜是一勺土豆煮白菜,根本吃不飽。父親每月回家時,順道看我一次,給我帶幾個饅頭和一瓶豆醬。饅頭是從他的口糧中節省出來的,醬是為我蘸着窩頭好吃些。怕影響我學習,無論等多長時間,父親都是在宿舍門口遠遠的張望,從沒到過我教室。高中那兩年,我沒買過課外書,唯一的一本漢語小詞典,還是父親單位給他的獎品,詞典上還蓋着父親煤礦的章。1980年,我不滿十七歲,被省城的一所大學機械系錄取,成了我們村有史以來的第一個大學生,也圓了我半個工程師的夢。父親知道后,好象若無其事,看不出絲毫高興的樣子,更別說許諾送我到學校,只是默默的為我籌措學費路費。其實,父親知道我沒出過遠門,也想看看我的大學是什麼樣子,可缺的是路費。生活的擔子過於沉重,他那能笑得出來。我在省城上了四年大學,花了五百多元,將近父親當時一年的工資。家裡十幾口人吃飯、穿衣、上學、看病,父親月月都借錢。如果沒有國家助學金,我根本念不完大學。畢業時,父親為我買了平生第一雙皮鞋和手錶。而他自己當時既沒有手錶,也沒穿過皮鞋,更沒騎過自行車。直到1994年,家裡經濟好轉了,五弟要到重慶上大學時,父親第一次提出要送兒子去。我們明顯地感覺出了他心裡的喜悅。那時他已經退休,我們滿以為他會順便看看重慶的名勝古迹。可誰也想不到的是,他坐了一天一夜的火車,安排好五弟后,連旅館都不捨得住,在火車站的地上過了一夜,又坐了一天一夜的硬坐回了家。從那以後,父親非常關注重慶新聞和天氣預報,看得出他對小兒子的牽挂。

  記憶中的父親,工作認真負責,從未出過差錯。我沒下過礦井,但我知道,煤礦井下情況複雜,條件惡劣。父親他們,幾十年如一日,每天從宿舍到井口,從井口到工作面,來回十幾里,十幾個小時。從井下一起出來的工人,他們一樣黑的臉,穿一樣用汗水和煤塵漬出來的工作服,戴一樣的礦燈安全帽。只能靠個頭、語音形態,來分辨他們是誰。父親從掘進、回採,再到調度室,僅有一次被煤溜槽擠傷過手指,在礦工中少有。難怪很多年輕工人都想去他工作的班組,為的是安全放心。小時候我放假到礦上玩,住在父親宿舍,看到工人們三班倒,非常辛苦。他們工余時間十分單調,偶然看場電影,多數是下會兒棋、聊聊天。小時候的我,很喜歡他們的礦,因為那裡什麼都有。學校、醫院、俱樂部、糧店、食堂澡堂,連郵局和火車都有,非常羨慕那裡的孩子,很希望在那裡上學。我那時最恨父親單位的領導,因為每逢除夕和中秋,父親總在加班。長大才懂得,節假日沒人願意上班,父親是自願的,為的是那點加班工資。

  父親一生把最好的年華獻給了煤礦,把全部愛給了我們這個家庭,自己留下的是辛勞和疾病。一輩子如同他挖出的煤,燃盡了自己,溫暖了別人。大半生一個人在礦山,與我們在一起生活的日子並不多。直到奶奶爺爺相繼過世,我們兄弟陸續工作結婚,父母才算團聚,那時他也快要退休了。我們一家真正的團圓,是1993年父親退休后,為了幫我們帶孩子,和母親一起搬到我們兄弟工作的城市。回想起那個時候,父母那忙碌的身影仍然歷歷在目。他們無微不至地照顧着我們的起居,我們無憂無慮,說說笑笑。下班回來就能吃上可口的飯菜,然後美美地睡上一覺,那是我們全家最幸福的四年。

  那時我們家住在一樓,父親總是閑不住,除了幫我們做飯接孩子,每天早上把樓道、樓前樓后打掃得乾乾淨淨。時間長了,乾脆管起了小區的衛生,收起了電費水費。慢慢的,樓里的住戶不但不亂仍東西了,還主動打掃,父親在小區里很受尊敬。在他查出癌症之前,還給小區後面的單位看起了門房。當時父親身體已經不好,我們不讓干,為此我還找過用他的單位,扔過他的掃帚,始終沒有攔住,他說要為五弟上學多攢點錢。

  我的父親很堅強,也很樂觀。他一生住過兩次醫院,都是因為多年井下工作,落下嚴重的關節炎、肌肉萎縮。一次是在省人民醫院,一次是在他們礦醫院,都沒有人的陪護。那時我剛參加工作,弟弟們還小,都在上學,我只是去醫院探望過。最終因為腫瘤奪去了他的生命,但卻沒住院,醫生說是晚期,已經沒有住院和手術的必要。父親完全知道了自己的病情后,顯得很平靜,只是要求回老家。我們知道他的心事,一是落葉歸根,二是為減輕我們的負擔。我們現在十分後悔,如果當時積極住院治療,也可能延長他幾個月的生命。父親在最後的幾個月里,看得出他心裡有壓力,但想的更多的還是我們。在北京檢查完病,因為二弟是第一次去,父親興緻勃勃的領他參觀軍事博物館、故宮。他看的認真,講的仔細,生怕漏掉一處,根本不象個病人。回到老家后,關心的仍然是我們的工作、以及上大學的五弟,甚至關心重慶改直轄市,關心香港回歸。病中多次囑咐我,照顧好伯父和母親,管好兄弟們,沒有提過他自己。在病床上,總是把人們探望他買的吃的分給伯父和孩子們,總說他吃不進去了。在最嚴重的日子裡,我們怕他疼的厲害,給他準備了麻醉針,他沒用一支。有時見他疼的冒汗,卻聽不到一聲哼。有一次大孫子看到爺爺痛苦的樣子,急得邊哭邊叫爺爺,父親一時沒能忍住也哭出了聲,但馬上止住了,督促母親哄住孩子,那是我見過父親唯一的一次哭。父親去世時,不到三十五歲的我,突然覺得天塌了似的,沒了依靠,六神無主,好象千斤重擔壓突然在了自己肩上。怕影響五弟學習,父親生前就囑咐我們,他過世后不能通知五弟。可當五弟寒假回來后,父親已經埋在了那塊他曾經耕種過的土地里,父子沒能見上最後一面,我們心中的痛苦可想而知。

  父親操勞一生,沒有萬貫家產留給我們,但他那堅強自立、勤勞善良的做人之道,足以使我們終身享用。在他留下的箱子里,除了一套四大名著,就是一摞“先進工作者”“安全生產者”之類的獎勵證書,以及幾塊枕巾、毛巾被等獎品。他一生的工資,加在一起,不一定夠支付他最後半年的醫療費,但卻支撐了我們一個十幾口人的家庭;他文化不高,卻教子有方,福蔭子孫;他一輩子沒捨得在自己身上多花一分錢,靠勤勞節儉卻培養出了幾個大學生。

  如果父親活着,今年也只有七十六歲。他一定不會想到,如今他有了八個孫子孫女,最大的已經碩士畢業,參加了工作。如果父親活着,一定和他的工友們一樣,住着自己的樓房,甚至坐上了自家的轎車;如果父親活着,他一定會遊覽他想去的地方,吃他沒吃過的東西。

  可是,我萬分遺憾,我那苦命的父親,沒能等到好的時候,享受幸福、享受天倫之樂。我萬分懊悔,沒來得及回報父親,他卻永遠地沉睡在了他那熟悉的青山綠野之中。我也萬分慶幸,做了礦工父親的兒子。

  我為有這樣的父親而驕傲、而自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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