回到母校
全國紀念改革開放三十周年大會昨天剛剛開過。今天，我就應邀來到母校參加師範教育系舉辦的學生技能大賽頒獎晚會。會上，竟然與母校的副書記副校長一起上台為獲一等獎的同學頒獎，這是我沒有想到的。
回到母校，真有回到母親身邊的感覺，真有回到家的感覺——儘管這“家”已經歷過多次的變遷。
我是改革開放后的第二年考入這所學校的。當年，前郭縣達里巴中學三個畢業班120多人有3人進入錄取線。其實，我是1978年的高中畢業生，參加過恢復高考後的第二年的高考。遺憾的是達里巴中學沒有人進入本科錄取線。這一年12月18日，黨的十一屆三中全會召開，全國人民走出了“兩個凡是”的陰影，中國從此進入了改革開放的新時期。正是這一年的年底，父親要從達里巴衛生院退休，我是長子，家裡家外都要我來接班。對很多人來說，能“接班”就是改變了命運。可我“不識時務”“不自量力”地頂着壓力沒接，還不知天高地厚地說我要考大學。可最終因沒有實力，怕考不上又沒去接班弄個兩空，於是，1979年報考了中專。於是，就考上了這所學校。
可以說，是改革開放改變了中國的命運，也改變了我的命運。不然我只能讓人在一旁譏笑了。
我從小就是個有點不太安分的人，心有點“野”，不讓大人省心。學齡前就和一個比我小一歲的孩子去過達里巴西面15里遠的西小山。達里巴西部是一片荒無人煙的草原，草原深處有一片幾十平方公里的葦塘。我與夥伴沿着放牛走過的小道來到了一片新的天地：草原一望無際，遼闊得你就想唱歌。我倆一路走一路玩也一路擔驚受怕，接近中午時到了西小山。草原深處的西小山有一處“孫四鳥”窩棚，過去這裡是土匪出沒的地方。我們來到“孫四鳥”窩棚時，見到了達里巴屯的很多牛倌，其中一位是我小夥伴的爺爺。大家看兩個孩子大老遠跑來，把他們的苞米面“大餅子”分給了我倆一份。這是我第一次離開父母“獨闖”草原，這年我七歲。
我讀小學時正是“教育也要學大寨”的年代，能幹活就是好學生。為此我與我們班四名男生在小學四年級做了個大膽舉動：要求住在學校幫學校的郭大爺餵豬。學校當然同意我們這幾個“志願者”的舉動，這樣學校也會少些開支。我們在學校後園子掰甜菜英子，烀豬菜，樂得郭大爺整天合不攏嘴。遺憾我們喂的一口500多斤的肥豬年底丟了，發動全校學生找了十幾天都沒找到。後來破了案，豬肉被小偷藏在柴草垛里。
上初中后全國人民都在學習小靳庄。我也不甘落後地寫“詩”，參加學校“毛澤東思想宣傳隊”。我記得在初中二年級時，學校領導提出宣傳隊要有自編的節目，我竟不知深淺地寫過劇本。當然學校不會排練我的“大作”。
上高一后，達里巴中學“毛澤東思想宣傳隊”的兩名高二的同學去了重新鄉集體戶，不久一個分到了長山化肥廠，一個分到前郭縣評劇團。他們通過“文藝”跳了“龍門”讓我十分羨慕。可是我上高二時學校分了專業班，學校的“毛澤東思想宣傳隊”就解散了。這期間，有一次我去縣城的一個親屬家問過劇團能否招我這樣的人，親屬說上那地方幹啥，當“戲子”有啥意思。
就這樣，在恢復高考的前一年，我在中學的木工組學起了木工。當時，別人都是整天跟着師傅學做木匠活，只有我還堅持上午上課，下午學木工。在學木工時我常曲不離口，是唱歌讓我忘掉了勞累。為此，師傅說我不務“正業”，家人也說過我要是能“出息”，龍都能叫三聲。
沒想到就是這樣一個在很多人眼裡不“守鋪”的人，非要“心比天高”地和命運掰一下手腕。正在別人看我笑話看到一半也剛笑出一半的時候，憋回去了——我考出去了。
沒想到在母校100名錄取的新生中我分數最高,還成了班裡的學習委員，學校團委的宣傳委員。沒想到我當年學習小靳庄時愛好詩歌的興趣和在“毛澤東思想宣傳隊”愛好唱歌的興趣又揀起來了。這些興趣有時能與團的工作合拍，有時又與學校的要求不盡一致。當時學校領導說我們學校就是培養小學教師的，不是培養別的人材的。以至有的老師讓課時說有幾個學生想當作家，成天寫什麼“詩”呀干呀的，也不照照鏡子看看自己。我知道我就是這“幾個”中的一個。按說考上學分配工作就揣上鐵飯碗了，可我不“守鋪’的老毛病又犯了。
參加工作后，有的學校領導說我的理想與現實離得太遠，也有的領導說好好當老師得了唄，寫哪門子詩，太不務實了。父母對我痴謎於文學藝術也不理解，晚上我看書寫作，母親心疼幾個電字錢，總催我閉燈，說總看你寫寫，掙的稿費還沒有電字錢多呢。父親不說但做，有一次姐姐給我的刀切紙我寫詩時咋也找不到，後來才知道是父親藏起來，鎖在小櫃里了。
我的不“守鋪”、不知天高地厚，讓我吃了不少苦頭，也給我帶來了“甜頭”。1989年我加入省作家協會時是唯一的一個農村教師會員。後來我調到縣裡當了幾年新聞記者，又調到市裡在文藝部門工作。
也許我算不上是一個好的人民教師，這也是我多年來不敢回到母校的原因。沒想到母校今天能把我請回去，還讓我上台給獲獎的學生頒獎。這些年我的母校也一變再變。成立時叫白城地區前郭師範學校，接着改為前郭蒙古族師範學校，後來與安廣師範合併叫松原師範學校，再後來叫松原職業技術學院，現在又叫松原大學。真是變化太大了。三十年前，我們讀書時在校學生是兩個班100人，現在有8個系6500人。學校由我們讀書時的兩棟瓦房，發展成現在的有十八棟大樓的佔地四十公頃的校園。
感謝母校接納了我這個當年不“守鋪”的學生，讓我見證了改革開放三十年學校的變化，也讓我像回到母親身邊那樣做一次深情的述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