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篇好的文章，結尾之處往往是點睛之筆。古今中外有成就的作家都非常重視文章的結尾。越是精彩的文章，越要有精彩的結尾。如果一篇文章只是開頭或中間部分精彩，但結尾寫得很糟，不能不說是敗筆。
仔細想想，做人又何嘗不是如此？
一個人，如果前半生活的轟轟烈烈，做了很多對社會有益的事情，但晚年卻改變信仰，或為名，或為利，或變節求榮，或賣身投靠，為自己的人生寫下了頗不光彩的一筆，就像一篇文章寫壞了結尾，難免讓人為之扼腕嘆息，前人稱之為“晚節不保”。
縱觀中外歷史 ，晚節不保的名人並不罕見，劉永福是清朝著名的抗日英雄， 可他在其人生的歷程中便有過這種污點：1895年4月，中日戰爭中劉永福在台北失陷后率兵防守海口，和台灣反侵略的義軍配合作戰。戰鬥進行得很激烈，多名將領在戰鬥中先後陣亡，劉永福看到形勢對自己不利，恐懼之下，竟生出向日軍乞降的念頭，他在寫給日本人信中說“本幫辦意欲免使百姓死亡受累， 故本幫辦亦願將台讓與貴國”。並告訴日軍，他的部隊都駐在台南城內，“決無我動兵攻擊之行動”。可惜日本人傲慢地拒絕了劉永福提出的條件，要他親自到日本軍中投降。劉永福無奈之下 拋棄了他在台灣的部下，化裝上一艘英國輪船，倉皇逃回廈門。
研究中國近代史，汪精衛是個絕對難以繞過的人物， 在當代國人心中，汪精衛就是漢奸的代名詞，可早年的汪精衛卻是以一位為國為民的反清志士的面目而出現的，他年少時滿腔熱血，以推翻腐敗滿清為己任，在革命屢屢失敗、同志人心動搖之際，自告奮勇投入第一線，不顧友人的苦苦勸阻，進京行刺攝政王載灃，事敗被捕，在獄中寧死不屈，大義凜然，寫下了“慷慨歌燕市，從容作楚囚。引刀成一快，不負少年頭”等動人詩篇。身為革命元勛的他卻在後來國民黨內部的權爭中失意后，背叛民族賣身投敵，成了人人唾罵的大漢奸，把人生這篇文章的尾聲寫了個一團糟，被永遠地釘在了歷史的恥辱柱上。
與他們相反的是北洋軍閥吳佩孚。提起吳佩孚，我們首先想到的是他是一個對抗革命的亂世梟雄，一個殘酷鎮壓過工人運動的罪魁禍首。但鮮為人知的是晚年的吳佩孚卻堅決拒絕日本人的百般威脅利誘，甘守清貧而拒絕落水做漢奸，表現出了一個中國人應有的民族氣節。據說吳佩孚最後死於日本人的暗算，吳佩孚死後國民政府為之舉行國葬，民國名記者陶菊隱譽其為“中國舊軍人的最後一個典型”，國民黨總統蔣介石親自送輓聯哀悼：落日睹孤城，百折不回完壯志；大風思猛士，萬方多難惜斯人。肯定了他晚年的氣節。雖然吳佩孚中年惡行頗多，但他晚年不為名利所動，為自己人生這篇文章寫里一個漂亮的結尾。
善始不易，善終更難。結合當今國家反腐中頻頻出現的“59歲”現象，不得不說保持晚節對一個人來說至為重要。“59現象”是指領導幹部在即將離退休前夕，認為“有權不用，過期作廢”，大肆貪污受賄的現象。宋代朱熹曾言“保初節易，保晚節難”。確實，一個人一時一事謹慎並不難，難的是始終保持清正廉潔的作風。歷史上許多人物，包括一些聲名顯赫的帝王將相和農民領袖，之所以功敗垂成，就是因為雖能慎初，卻未能慎終，最終身敗名裂。解放初期的劉青山、張子善則可以說是這方面的的典型。現在，也常有一清廉了大半輩子的領導幹部，在臨近退休之際違法違紀，致使一生清名毀於一旦。十八大以來落馬的“大老虎”中，劉鐵男、倪發科、陳安眾、祝作利均是晚節不保的典型。
行文看結尾，為人重晚節。作為一個普通人，我們該如何寫好自己人生這篇文章的結尾呢？古人說君子有所不為，意思是說作為一個正直的人，有的事是無論怎樣都不能幹的，什麼事該做，什麼事不該做，答案就在每個人心中。人們有作出選擇的自由，但做選擇之前，須深思熟慮，詢問內心，做正確的事，正確的選擇。保持為人的正直和誠實，越到晚年，越要加強個人素質的修養，放棄陰險狡詐和自以為是，遠離浮躁和太重的功利心，超脫出喧囂和容易心亂情迷的光怪陸離，不取無義之財，不幹損人之事，寫好人生這篇文章的結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