夜讀閑書，忽然想起了于謙，扼腕痛惜之餘，便陷入沉思。
于謙（1398—1457），字廷益，錢塘（今杭州）人，是明代著名的愛國英雄，他特別仰慕民族英雄文天祥，將他的畫像掛在自己座旁，並題詩讚道：“孤忠大節，萬古修傳，我瞻遺像，清風懍然”。表達了他立志要做一個為國獻身的好男兒的意願。“千錘萬擊出深山，烈火焚燒若等閑，碎骨粉身渾不怕，要留清白在人間”。便是他青年時代立下的誓言。
于謙自幼勤奮好學，15歲考中了秀才，24歲考中了進士，由於他為官清正，又富有才幹，深得朝廷信任，33歲已擔任兵部侍郎一職。曾巡撫河南、山西，興利除弊，解民倒懸，被譽為“於青天”。1449年秋，北方蒙古瓦剌部落首領也先率部入侵，明英宗在宦官王振慫恿下，親率50萬大軍北伐，在土木堡（今北京官廳水庫北岸）兵敗被俘。這就是歷史上有名的“土木之變”。之後，也先率軍大舉南下，京師震恐。有大臣提出遷都避敵，于謙力主不可：“言南遷者，可斬也。”遂擁戴英宗的弟弟、監國成王為君（即景帝），並以兵部尚書總督軍務，負起守城重責。最後，趕走瓦刺，迎回英宗，重整明室。可是，于謙怎能料到，六年後，一班曾同仇敵愾、浴血奮戰，挽回大明江山的同僚們，竟和英宗一起必欲殺于謙而後快？
有人分析于謙的死因有以下幾點：
老子說：“功成身退，天之道也。”其時，瓦刺北遁，英宗南歸，明室重整，江山再造，若于謙此時抽身而退，功德可謂圓滿矣！于謙卻不善處於禍福之間，未在此時全身而退，此其誤一。
參與奪門之變、英宗復辟的文臣之首徐有貞，他便是主張都城南遷以避瓦刺的大臣之一，也正因有此污點，不得重用。但此人極有智謀，明史稱其“凡天文、地理、兵法、水利、陰陽方術之書，無不諳究。”後來在治水中更是顯示出了卓越的才能。這樣的人才未能致而用之，于謙可謂失人。此其誤二。
石亨蒙于謙舉薦，在保衛京城的戰鬥中兩人是一個戰壕的戰友。石亨因軍功封侯，他覺得自己功勞沒于謙大，官爵卻比于謙高，很不好意思，便向景帝舉薦于謙的兒子于冕。誰知于謙不但不領情，還在景帝面前指責他徇私，搞得石亨顏面盡失，從此懷恨在心。相似的還有一件事：王偉是于謙提拔的，但他很怕被別人看成是于謙一黨，於是就偷偷向景帝檢舉于謙的失誤。誰知景帝很信任於謙，把這事全告訴于謙了。于謙便對王偉說：“我有失，望君面規我，何至爾邪？”由此可見，如果于謙能夠“面規”石亨的話，或許這兩個曾並肩作戰的戰友就不致於反目成仇。
景帝對於謙很信任，做什麼事于謙“一言即止”。于謙的正道直行得罪了很多人。雖然于謙心中沒有黨派之見，朝堂上的大臣卻無形中出現了“謙黨”。一些大臣走到了于謙的對立面，于謙失去了很多的人心和支持。
景帝對於謙的信任、倚重，使得于謙雖無宰相之名，卻已有宰相之實。于謙一句話便將位於武將之首的石亨從自己的統一戰線上推到了對立面，可謂失策。于謙為兵部尚書則有餘，為宰相則不足。處宰相之尊而不善於履行宰相之責，可謂失職。此其誤三。
如果以上幾點成立的話，從另一個角度分析，我認為于謙犯的最終還是人類的通病：首先是“官本位”意識。儘管于謙是難得的一個好官，在皇權至上的封建社會裡較早地具有民本思想並能大膽地喊出了“社稷為重君為輕”主張，儘管他為朝庭鞠躬盡瘁、赤手擎天，但明室重整之後，卻不知道“功成身退”，這其中多少有點“官本位”思想在作怪，這在封建官場的相互傾軋中，是註定不會有好結果的。
其次為心胸狹隘，在自己的眼裡容不得沙子。像徐有貞這樣的一位賢臣，只因在大敵當前之機主張都城南遷以避瓦剌，這完全是個人的觀點問題，而在於謙看來似乎就是大逆不道，並從此讓其“坐冷板凳”，這同將人“一棍子打死”沒有兩樣，也跟英宗殺你于謙自己的做法沒有兩樣。王偉的行為固然不可取，于謙知道后儘管心裡有氣，但身正不怕影子斜，對王偉不必以有失身份的態度對待之。以這樣的方法處事，昔日的戰友反目成仇勢在必然。
再次為感情意氣用事，缺乏思考。景帝不該將王偉檢舉于謙的事告訴于謙；于謙也不該當著景帝的面指責石亨徇私。前者無非表白我景帝對你于謙的信任；後者也無非說明我于謙的大公無私、剛正不阿。儘管說者無心，但聽者有意，第三者的感覺是很不好的。我們常說，是真是假，是好是壞，大家心裡有數。如果當場一表白，反倒給人有“此地無銀三百兩”之嫌。
做人也真奇怪，歷史上不少賢臣良將儘管一生雄才大略、功德蓋世，但最終竟會失敗在自身的一些弱點上。這是其個人的悲哀，也是人類的悲哀。人們常說，人類最大的敵人不是別人，而是自己。看來，此話不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