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是史鐵生——很小的時候我就覺得這話有點怪，好像我除了是我還可以是別的什麼。這感覺一直不能消滅，獨處時尤為揮之不去，終於想懂：史鐵生是別人眼中的我，我並非全是史鐵生。 　

　　多數情況下，我被史鐵生減化和美化着。減化在所難免。美化或出於他人的善意，或出於我的偽裝，還可能出於某種文體的積習——中國人喜愛讚歌。因而史鐵生以外，還有着更為豐富、更為渾沌的我。這樣的我，連我也常看他是個謎團。我肯定他在，但要把他全部捉拿歸案卻非易事。總之，他遠非坐在輪椅上、邊緣清晰齊整的那一個中年男人。白晝有一種魔力，常使人為了一個姓名的牽挂而拘謹、猶豫，甚至於慌不擇路。一俟白晝的魔法遁去，夜的自由到來，姓名脫落為一張扁平的畫皮，剩下的東西才漸漸與我重合，雖似朦朧縹緲了，卻真實起來。這無論對於獨處，還是對於寫作，都是必要的心理環境。 　

　　我其實未必合適當作家，只不過命運把我弄到這一條（近似的）路上來了。左右蒼茫時，總也得有條路走，這路又不能再用腿去趟，便用筆去找。而這樣的找，後來發現利於此一鐵生，利於世間一顆最為躁動的心走向寧靜。 　

　　我的寫作因此與文學關係疏淺，或者竟是無關也可能。我只是走得不明不白，不由得嘮叨；走得孤單寂寞，四下里張望；走得怵目驚心，便向著不知所終的方向祈禱。我僅僅算一個寫作者吧，與任何“學”都不沾邊兒。學，是挺講究的東西，尤其需要公認。數學、哲學、美學，還有文學，都不是打打鬧鬧的事。寫作不然，沒那麼多規矩，痴人說夢也可，捕風捉影也行，滿腹狐疑終無所歸都能算數。當然，文責自負。 　

　　寫作救了史鐵生和我，要不這輩子幹什麼去呢？當然也可以干點別的，比如畫彩蛋，我畫過，實在是不喜歡。我喜歡體育，喜歡足球、籃球、田徑、爬山，喜歡到荒野里去看看野獸，但這對於史鐵生都已不可能。寫作為生是一件被逼無奈的事。開始時我這樣勸他：你死也就死了，你寫也就寫了，你就走一步說一步吧。這樣，居然掙到了一些錢，還有了一點名聲。這個愚頑的鐵生，從未純潔到不喜歡這兩樣東西，況且錢可以供養“沉重的肉身”，名則用以支持住孱弱的虛榮。待他孱弱的心漸漸強壯了些的時候，我確實看見了名的荒唐一面，不過也別過河拆橋，我記得在我們最絕望的時候它伸出過善良的手。 　

　　我的寫作說到底是為謀生。但分出幾個層面，先為衣食住行，然後不夠了，看見價值和虛榮，然後又不夠了，卻看見荒唐。荒唐就夠了么？所以被送上這不見終點的路。 　

　　殘疾與愛情，這兩種消息，在史鐵生的命運里特別地得到強調。對於此一生性愚頑的人，我說過，這樣強調是恰當的。我只是沒想到，史鐵生在四十歲以後也慢慢看懂了這件事。 　

　　這兩種消息幾乎同時到來，都在他二十一歲那年。 　

　　一個滿心準備迎接愛情的人，好沒影兒的先迎來了殘疾——無論怎麼說，這一招是夠損的。我不信有誰能不驚慌，不哭泣。況且那並不是一次光榮行為的後果，那是一個極為普通的事件，普通得就好像一覺醒來，看看天，天還是藍的，看看地，地也並未塌陷，可是一舉步，形勢不大對頭——您與地球的關係發生了一點兒變化。是的，您不能有以腳掌而是要以屁股，要不就以全身，與它磨擦。不錯，第一是坐着，第二是躺着，第三是死。好了，就這麼定了，不再需要什麼理由。我慶幸他很快就發現了問題的要點：沒有理由！你沒犯什麼錯誤，誰也沒犯什麼錯誤，你用不着悔改，也用不上怨恨。讓風給你說一聲“對不起”嗎？而且將來你還會知道：上帝也沒有錯誤，從來沒有。 　

　　我記得，當愛情到來之時，此一鐵生雙腿已殘，他是多麼地渴望愛情呵，可我卻親手把“不能進入”寫進了他心裡。事實上史鐵生和我又開始了互相埋怨，睡不安寢食不甘味，他說能，我說不能，我說能，他又說不能。糟心的是，說不能的一方常似凜然大義，說能的一對難兄難弟卻像心懷鬼胎。不過，大凡這樣的爭執，終歸是鬼胎戰勝大義，稍以時日，結果應該是很明白的。風能不戰勝雲嗎？山能堵死河嗎？現在結果不是出來了？——史鐵生娶妻無子活得也算愜意。但那時候不行，那時候真他娘見鬼了，總覺着自己的一片真情是對他人的坑害，坑害一個倒也罷了，但那光景就像女士們的長襪跳絲，經經緯緯互相牽連，一坑就是一大片，這是關鍵：“不能”寫滿了四周！這便是殘疾最根本的困苦。 　

　　這不見得是應該忍耐的、狹隘又渺小的困苦。失去愛情權利的人，其他的權利難免遭受全面的損害，正如愛情被貶抑的年代，人的權利普遍受到了威脅。 　

　　說殘疾人首要的問題是就業，這話大可推敲。就業，若僅僅是為活命，就看不出為什麼一定比救濟好；所以比救濟好，在於它表明着殘疾人一樣有工作的權利。既是權利，就沒有哪樣是次要的。一種權利若被忽視，其它權利為什麼肯定有保障？倘其權利止於工作，那又未必是人的特徵，牛和馬呢？設若認為殘疾人可以（或應該，或不得不）在愛情之外活着，為什麼不可能退一步再退一步認為他們也可以在教室之外、體育場之外、電影院之外、各種公共領域之外……而終於在全面的人的權利和尊嚴之外活着呢？ 　

　　是的是的，有時候是不得不這樣，身體健全者有時候也一樣是不得不呀，一生未得美滿愛情者並不只是殘疾人呵！好了，這是又一個關鍵：一個未得獎牌的人，和一個無權參賽的人，有什麼不一樣嗎？ 　

　　可是且慢。說了半天，到底誰說了殘疾人沒有愛情的權利呢？無論哪個鐵生，也不能用一個虛假的前提支持他的論點吧！當然。不過，歧視，肯定公開地宣布嗎？在公開宣布不容歧視的領域，肯定已經沒有歧視了嗎？還是相反，不容歧視的聲音正是由於歧視的確在？ 　

　　好吧，就算這樣，可愛情的權利真值得這樣突出地強調嗎？ 　

　　是的。那是因為，同樣，這人間，也突出地強調着殘疾。 　

　　殘疾，並非殘疾人所獨有。殘疾即殘缺、限制、阻障。名為人者，已經是一種限制。肉身生來就是心靈的阻障，否則理想何由產生？殘疾，並不僅僅限於肢體或器官，更由於心靈的壓迫和損傷，譬如歧視。歧視也並不限於對殘疾人，歧視到處都有。歧視的原因，在於人偏離了上帝之愛的價值，而一味地以人的社會功能去衡量，於是善惡樹上的果實使人與人的差別醒目起來。榮耀與羞辱之下，心靈始而防範，繼而疏離，終至孤單。心靈於是呻吟，同時也在呼喚。呼喚什麼？比如，殘疾人奧運會在呼喚什麼？馬丁·路得·金的夢想在呼喚什麼？都是要為殘疾的肉身續上一個健全的心途，為隔離的靈魂開放一條愛的通路。殘疾與愛情的消息總就是這樣縈縈繞繞，不離不棄，無處不在。真正的進步，終歸難以用生產率衡量，而非要以愛對殘疾的救贖來評價不可。 　

　　但對殘疾人愛情權利的歧視，卻常常被默認，甚至被視為正當。這一心靈壓迫的極例，或許是一種象徵，一種警告，以被排除在愛情之外的苦痛和投奔愛情的不熄夢想，時時處處解釋着上帝的寓言。也許，上帝正是要以殘疾的人來強調人的殘疾，強調人的迷途和危境，強調愛的必須與神聖。